一个人的围城

关于启蒙的几个问题

终于读完了陈乐民老师的遗著《启蒙札记》，启蒙是最近以来我一直关心的问题。但是在深入读完最近我强迫自己要读的相关著作前，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为时过早，陈老师这本书把我领进门，余下的原典才是了解启蒙的主要途径。但是，读完了陈老师的这本书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提几个问题出来，这几个基本性的问题是我在以后的日子里要解决的。

一、         &...

首先是公民，其次才记者

昨天和Ronda同学讨论了几句什么是公民记者与公民记者的发展方向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笔者正在纠结和公民记者八杆子打不着关系的养鸡场问题，所以一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说明白，更谈不上做出深入的思考。养鸡场是中关村的那些养鸡场，鸡飞蛋打的事情天天都有不足为奇，但是公民记者这个当下很热烈讨论的话题既是本专业的研究与实践领域，又是每一个热爱公共利益发展和美好和谐社会建设的公民的专注点，因此在上面罗罗嗦嗦这么多以后我来阐述一下我关于“公民记者&rdquo...

娱乐也是一种监狱 奥威尔预言与赫胥黎警告殊途同归的隐忧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奥威尔的《1984》通过一连串悖论警告的年代似乎已经渐行渐远，不过也许只是人们的感觉而已。在《娱乐至死》中作者尼尔·波茨曼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I]波茨曼认为这个娱乐泛滥为铅字时代发展画上句号的原因源自“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

    北方人用“侃”这个词语还是非常形象生动的，宁波人有个类似的词语叫做“讲大道”，现在用在当地电视台一个热播栏目的名字上。或许外地人会误会“大道”为形而上学的高深哲理，其实不然，“大道”多为引车卖浆者流的市民谈天说地，四川龙门阵的说法或许也差不多。扯远了，上面唠唠叨叨一大堆话的意思就说我将随便写写关于《未央歌》的最直观感受，或许一些想法就是下里巴人的，自然如果承蒙方家的赐教也将使我醍醐灌顶。
    陈平原先生赞之为“代表诗意的‘大学叙事’”，这位北大中文系主任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他的学术习惯让他捣鼓出这个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大学叙事”来。要全面理解陈先生的观点有必要看看陈对于大学叙事的定义，经过搜索发现此文源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上陈平原发表的一篇《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陈先生在此文中指出：“本文则转而探讨作为文学想像的‘大学校园生活’，如何投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甚至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将陈学术化的语言用《未央歌》作者鹿桥文学化的语言翻译一通，便是“你得好休便好休，其间何必苦追求”这句末尾充溢机锋禅意的句子。当然作者对于“陌生人”的误读也不无解释的愿望，他说明《未央歌》另有重要的任务是“它要活鲜鲜地保持一个情调，那些年里特有的一种又活泼、又自信、又企望、又矜持的乐观情调。”鹿桥的想法也是许多写作者包括区区在内的共同想法，在创作一部作品时第一所要表达的并不是类似“思想”等政治正确的东西，确实只为了表达对于往昔留恋的几番态度与感悟的。
    《未央歌》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就情节而言也没有任何创新之处。作为一部成功的描写特定时期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小说，其成功之处也正是复印了这所后来名扬中外的战时临时大学的良好校风和生活场景。对吾辈这般庸庸读者而言，比较遗憾的就是《未央歌》最终没能给看客提供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长达几十万的小说读下来不能说不累，但是最关键而悬而未决的谜语并没有直接点破。蔺燕梅何去何从是读者最为关心的，童孝贤获得了机会到蔺燕梅工作地点附近工作，却又打算“穿上军装”，蔺燕梅在修道院工作，最终是否真会遁入空门。以庸俗者我的眼光出发，其实最纠结的莫过于这两个小孩子能否“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鹿桥给我们描述了一幅西南远山飘飘渺渺的朦胧场景而戛然而止，大概承《石头记》之源，给读者留个若有若无的结局。正如书名，如此看来《未央歌》并没有结局，也可以说这就是情节上吸引广大读者，并且几十年来畅销不衰的魔力。
    以知识分子济世报国为己任的吾辈当然不能单单读出以上一些就事论事的内容，中国文人不免染上一点抨击时弊的毛病。近年来关于西南联大短短几年，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办学条件下，取得中国高教史上最出众成绩的原因有无数讨论，例如一本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就引起了抢购风潮。在《未央歌》中尽管作者侧重于描写主人公的感情纠葛，但是不免顺带着反映一下西南联大的优良校风。学生们克服各种困难，营造了一种独立于世的学术环境，西南联大的校区附近被称为昆明的“拉丁区”也就顺理成章了。笔者推想，那些在战火烽烟中依然坚持学术至上、治学报国的学人们，经过了最严峻的考验，也无怪乎成为千涛万漉之后的黄金。当然，对比现世大学校园内不干不净的所有黑暗，面临象牙塔处处蒙羞的惨剧，有良知的学人不免对这礼崩乐坏的格局“读书人一声长叹”。我们恐怕不是缺乏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而是现今教育，实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让人觉得无从下手根绝了。《未央歌》中，大余这般的青年学者从性格上看虽然难被人喜欢，但在现世而言我忍不住要呼唤我们的时代多几个大余呢！
    未央歌未央，我们这个时代，问问自己，我们又唱了什么歌？

形而上学补记

1、  笛卡尔提出了“天赋观念”的说法，来阐述“第一原理”，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称之为公理。但黑格尔看不起欧氏几何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认为所谓“不证自明”是武断的假设，而趋向于哲学作为最高的科学其自身是不能再有前提的，所以它自己证明自己。他提出“主体即实体”，企图恢复实体与自然表现的同一性。黑格尔认为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参与了“绝对”实体的生成过程，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哲学家对自然的认识绕了个“形而上学”的圈子又回到了“经验”？

2、  创造辩证法的黑格尔果然灵活，他认为辩证法与认识论和本体论是同一的，哲学的目的是认识绝对。他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对整个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然而他提出了这个庞大的概念，“绝对”的认识又如何进行呢？

3、  黑格尔巧妙地化解了“形而上学”，这是不是用另一种形式对它否定呢？

4、  科学究竟是理性的还是经验的？

5、  休谟的经验论看来还是有些味道。康德的先验论到底抛开了形而上学，前人可爱的思维游戏随之土崩瓦解，能不能说这是礼崩乐坏了？

 

2009.6.9 11：05

古希腊哲学形而上学笔记思索

我知道此生我是无缘成为哲学家了，因此甘当贻笑大方的危险，复习西方哲学，记录一下自己的浅薄之见，因非入门人士，我的想法都是以问题形式提出，望贤人指教。

 1、 巴门尼德认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他认为感觉经验的食物只是意见的对象，即“非存在”。但他又认为凡是能够被思想和述说的就是“存在”，然而经验事物通常是人类思想和述说的主体，即人的思想和述说也是经验的，是否与前论矛盾？

2、 西哲人似乎一条筋，让从小沐浴在“辩证法”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关于“美”的争论就让我觉得苏氏有点耍无赖。美本是个人感觉的心理反应，中国民谚“情人眼里出西施”区区万分认同。苏格拉底执于追求美的普遍概念，我们，“美”真有普遍定义么？

3、 柏拉图为师傅的理论加了一套曲折的回复，他认为“分有”和“摹仿”派生事物，那么即如“美”，“美女”和“英雄”是美的“分有”，还是没有明确给“美”下个理念化的定义，顶多把经验领域包容到他们的理论体系而不再完全割裂。

4、 形而上学的地位由亚里士多德确立，他似乎直接甩开了“经验”事物的累赘，轻装上路。可在下愚看来无异于掩耳盗铃。亚氏提出了“十范畴论”，但是其中的“实体“在我看来就是绕不过的坎。究竟是“实体”为大，还是“存在”为大，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认识“实体”更直观，“存在”是以实体为前提的，即便是观念中的“存在”自然也有一番观念中的“实体”。当然，我的观念是形而下的。

2009．6．9 0：25写毕

参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智慧》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中国文人性格与佛教理念的矛盾与妥协

佛教思想从来没能把中国的士大夫完全征服过，除了诸如南北朝等短暂时期，中国少有全民信教的年代，遑论发展出健全的宗教社会。历朝历代掌握话语权的人们似乎很不愿承认自己属意何种宗教，很难想像每个拥有政府实权的高官认真诵读佛经，“见花献佛”成为了佛教在中国的尴尬写照。中国文人或许乐意探讨宗教艺术与宗教哲学，借此深入研究或附庸风雅，但类同中世纪时期西方知识分子一般毫无保留地虔诚信教则少之又少。这些社会中坚力量的塌陷让中国宗教思想的传播格局形成了饶有趣味的漏斗状：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君王们与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民众罕见地趋向于追求信仰，而联系两者的文人们大多则把过于形而上的佛道弃之不用，文人放松精神的副产品笔记小说中多的是对“秃驴”的冷嘲热讽。无神论思想在中国从来都没冷过，这不是说皇帝与老百姓在宗教上的觉悟要高于经纶满腹的学者们，而是佛教在一切都能“汉化”的中国派生出它因果报应的一面，这是高高在上的心虚皇帝与低头做人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但文人不愿意那么看，佛教形而上的“报应”离读书人太远太远。孔老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是一条可靠的准绳，他的徒子徒孙们宁愿开个“维民所止”的玩笑也不违祖训。

韩愈并非一个迂而又迂的卫道士，韩文公绝不像后世的朱文公一般“泥古不化”，也深知为官处事的千般哲学。但他像每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士大夫一样关心天下兴亡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中国文人的可爱之处在于，出于善或伪善，在君王把国家当成私产却不能爱惜的情况下，在民众疲于应付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对政权兴替麻木的情况下，所谓“存亡之秋”站出来的都是本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文人们。在朝中一帮伪士大夫真投机政客对皇帝的头脑发热唯唯诺诺的时候，韩愈“诚惶诚恐”地站出来，提醒皇帝作为一个入世的统治者不可信奉“夷狄之一法”，本着儒家思想的继承发扬者的态度义无反顾地冒生命危险进谏。“诚惶诚恐”背后的一时激愤却犯了极大的忌讳，唐宪宗龙颜大怒：“愈曰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怪剌耶？”皇帝震怒之下意欲降之以极刑，经人说情才权且贬为潮州刺史。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他的名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句“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堪称文人进谏的绝佳心理写照，为后世反复传诵。

那么，韩愈究竟从哪里出发能够义正词严地反驳唐宪宗迎佛骨，以致皇帝欲杀也不得不有所顾忌，甚而后来在得到《潮州刺史谢上表》后，感悔说：“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分析韩文，主要观点和论据归纳主要有三点。开篇韩愈直刺唐宪宗的信佛心理——延年益寿——这也是每个皇帝信仰佛教的主要原因，显然宗教弥补了儒家一味关心“国家”不问鬼神的“缺陷”。每个皇帝都深切明白臣子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苍白无力，但每个皇帝都保留了内心中的蓬莱寻仙情结，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觉悟实乃共产主义式的进步。这个理念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原因存在较大的出入，虽然民间也有人追求长命百岁信仰宗教，但更多的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在冥间会不会遭受苦难。也许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像后世形容得那般“水深火热”，他们同样有理由追求生的享受。但根据常识我们也能懂得即便如今佛教团体的收入也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超度”，鲁迅笔下的水陆道场至少在广大农村依旧盛行，尤其对于腰带刚鼓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来说。中国人生前的“宗教消费”被算命先生分流了许多，一个很大的原因恐怕是单存烧柱香许个愿磕个头过于缥缈，与泥塑菩萨直接交流毕竟需要挺大耐心的。宗教一边许以帝王长生不老的空头支票，一边恫吓老百姓少行恶事多积阳德，符合了两方面的愿望。韩愈看问题是清醒的，尽管他的举例论证在后世人看来不尽科学，但雄辩的气度实在值得言者学习。借上古尧舜禹汤的长命百岁和后世皇帝的短命来打消唐宪宗的主意，万万不料皇帝把它看成了诅咒。顾颉刚先生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从这个史学史上的经典理论出发，我们应该承认在有限的认识条件下不能苛求韩愈做出更精准的辩解。况且在当时那个时代，上古圣人的权威性尚且毋庸置疑，在儒学作为国家官方主要学说的情况下自可理解为“公理”，在这一点看韩愈的论辩倒是根正苗红。

给皇帝找个台阶下是韩愈此次辟佛的方法论。他认为“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用先王遗训来引领皇帝打消敬佛的主意可谓绝妙不过，至少哪个中国皇帝都不会公开宣扬自己违背祖训，坚守祖训也是任何托古改制的借口，“尧舜禹汤”们总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吧。韩愈再次引用的成例牵涉出唐初另一场著名儒佛冲突，太史丞傅弈的论点与韩愈可谓孪生：“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新唐书》中傅弈的列传载：“帝善弈对，未及行，会传位止。”后来佛家的观点钻韩愈的空子认为也出自此，佛家认为高祖并未表态，只是傅弈一厢情愿的积极反佛，高祖不过过问了“沙门出家损益”罢了。此命题见仁见智。查阅相关史书，唐高祖对佛教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他的确没有明确反对佛教，但把佛教作为一种学说加以学习与保留。他多次亲自了解佛家与以傅弈为代表的经典儒家人士的辩论，但最终“下诏叙三教先后”则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老先，次孔，末释”。我们有注重排序的传统，老子姓李，唐朝是李家的，高祖上面的表态与其说是尊崇道教，不如说是光扬李姓。只有儒家思想作为久经两汉检验的正统观念才是高祖认可的正统思想，儒家被大部分统治者接受的原因多见著述，此处不赘言。韩愈捉摸宪宗心理提出了保留颜面的策略：“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可惜前文激愤太过，顽固皇帝无心往下细究了。

唐代是公认的中华民族洋洋王朝史中最具开放度和包容力的朝代。除了会昌灭佛被佛教界认为是佛教在华传播的厄运外，相比南北朝多次激烈的佛教与统治集团冲突，佛教在唐朝发展的确比前代顺畅得多。但以韩文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声音看出，博大如唐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存在压力，唐代的兼容并蓄也并非一句话说来那么简单。相比李贽等几个屈指可数的人们骂骂孔子就被讥为异端缉拿下狱的惨剧，文人公开反对佛教并不会承受多大来自道德家和思想界的责难。儒佛文化的交融初期以冲突的形式出现，不仅是官方，也有民间，也有文人集团作为第三方力量的牵掣。韩愈的第三个观点就围绕着夷狄之分的路线展开，似乎不禁让人回想起千年之后中国一些学究面对强势西方文明的论调。当然两者还是存在现实背景上的不同的，无比强盛的唐王朝有信心彰扬她的文明，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却多少显得底气不足，两者最终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此当后话。回头说韩愈，平心而论，第三个观点不得不让人觉得有些狗尾续貂，难以与前面大气磅礴的论辩相提并论，只是幽幽然发出“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包容心让人观点公允全面，狭隘的感情化呼告往往招致怀疑。韩文公在此为消极维护立场而情感化用事，不得不叫人遗憾。自然，也让佛教界有更多可驳之机，一篇《谏迎佛骨表》，惹来千古纷争。

韩愈的性格直率冒进，“无所畏避，操行坚正”。而与他并称“韩柳”的柳宗元对待佛教的态度则大为不同，代表了中国文人与佛教和解并借鉴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们对佛教的研究很少走向纯粹宗教信仰。柳宗元《送文畅序》谓“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上人之往也将统合儒释”，鲜明地亮出了儒释合流的观点，这是从思想意义上理解佛教的。相比韩文公的执著苦守，柳子厚富有预见性的看法的确高之一筹，他敏锐地觉察出佛教在汉化的过程中萌生出与儒家妥协的可能性。他的立场是儒家的，但他不拘拘儒家一统的理想，凭借广博的文化认知力深入研究了佛教。柳宗元制《南岳大明律师碑》对佛儒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自己精到的解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他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打破夷夏大防的魔咒，体现出一种平等与包容的文化心态，这是韩愈辈所局限的。他引用司马迁的观点来表达对佛教思想的接纳：“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认为佛教不过也是一种思想，不是什么妖魔鬼怪的异端。他注重从教义上理解佛教，从内在价值上肯定了佛教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在柳宗元心目中，佛教不仅不是“异端邪说”，甚至是与圣人之道等值的一种文化，这种观念被后世不是纯粹宗教信徒但积极烧香的帝王们接纳。作为孔孟信徒的柳宗元“礼佛”才更代表大唐文化的博大气度。

柳氏早卒于韩愈，一篇《祭柳子厚文》情真至切，在肯定他们友谊的同时要看到两者对待佛教态度上的差距。韩愈从维护政权统治思想的角度出发抑制佛教的出发点的确有益，但他没能认真地如子厚般研习佛教，一味主管排斥却是逆潮流而行了，在事实上抑制了统治基础的扩大与平民化。在佛教理论已经高度发达的唐朝，驳斥佛教已经很难单斥为神怪之说一笑了之了。孔老夫子另有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没有精力探讨死亡哲学的老人家把这个极富意味的问题抛给了后人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至少夫子是承认自己不懂死后之事的，但就因为这句话把他的想法理解为对死不感兴趣失之偏颇。我的理解是夫子尽管内心好奇生死之事，但由于伟大人物精神境界的专注，才把有限的时间放到仁义礼智这些触手可及的问题上。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能够解决人们无从知道而希望知道的问题。直到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因为科学没能探究到人类最本源的问题，宗教依然大有市场。中古、近古佛教盛行民间，并为帝王所用，中国的文人究竟该以什么态度面对，考验着他们的思想认知力。在此以后，柳宗元的思想观念逐渐成为主流，中国文人乐意与佛教展开各种接触，把钻研他们的思想作为雅事，并尽自己的兴致对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加以冷嘲热讽。“敬鬼神”，从哲学思想上认识佛道成为了一部分学人的追求。当然，真正的文人是不会毫无原则地沉迷其中的。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韩愈和贾谊似乎有类似的遭遇，他们的命运又被更多地归结于他们的性格。文人的性格实在是个好好书写的话题，但毕竟，善于接纳的中国人放下执著，佛教思想还是被“拿来”了。

 

 

2009.5.17~18

九十年“五四”，九十年青年

“五四”运动之我见与当代青年精神面貌管窥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当日中共中央九常委悉数出席人民大会堂大会，李长春发表讲话。笔者之室友与会归来兴奋溢于言表，曰胡主席等出场全场之肃然状，尔后掌声数分钟之久才歇等。又补充道会前数千青年齐唱共青团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此为一记，另有中国人民大学5月6日中午纪念“五四”之广场活动，则另是一番景致，现场人声鼎沸，表演喝彩声飘过教二草坪，钻进笔者读报之阅览室，近窗细聆乃大喇叭放奏流行校园歌曲。两相对较，心生莞尔之感，撰此文谈谈我眼中的“五四”精神。

对绝大多数当代中国青年而言，“五四”运动的痕迹不过遗留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上而已。尽管这个事件在历年的教学方案中地位突出，大体完整地介绍了整个过程，然细节颇多语焉不详处。正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九十年前的这场学生发起的运动经过反复渲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后，变成了纯之又纯的政治事件。况且中国的教育似乎始终以“教化子民”为坚定不移的宗旨，一切官定教科书都对“五四”运动极力褒扬。历史本不简单，主宰教育大权的长官们却使劲把历史简单化，培养尝试对世界树立初次印象的中小学生，似乎连思考“五四”都嫌多余了。“五四”和它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鲁迅先生一样成为了学生事实上望而却步的主儿。现今的“五四”并不是当年的“五四”，甚至我要说惊涛骇浪的中国九十年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五四”。笔者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文献，力求对不同层面的“五四”产生自己的认识，略带表述今日之“五四”的个人想法。

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五四”运动究竟是什么？如今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与当年作为新闻事件的“五四”有何不同？1919年5月5日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曾对此做过报道，文载“午后一时许，各校学生结队数千人在天安门齐集，各执白旗，大书‘誓死力争青岛，不争回青岛毋必死’，‘取消二十一条’等语”，在学生游行试图进入东交民巷，与几国使馆人员对话受阻后，转向曹汝霖所居赵家楼，报载“其仆人出面阻止，因起争殴，当将电灯打破，登时起火曹宅”（原文无标点，笔者所加）。根据这篇二版压底报道我们可以注意到三点：意识由于这是次日最新消息文中并没提及活动主事更无牵涉任何教授，之笼统以“学界”冠之，表明活动主体是学生；二是报章强调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坚持和平抗议，口呼口号散发传单而已，也没有提及是否受到军警干涉，按逻辑理应可以认为政府对学生游行采取宽容态度；三是所谓因点灯事故火烧赵家楼后，始载当局采取有力行动，驱散人群，并逮捕学生若干云云。

大公报当日的报道大意即如此，另外全文转载了陈独秀等（当日未署名）撰写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其舆论的趋向性是明显的。当年的传媒不如今日这么发达，而且当局者迷，谁也没有看出这场运动对后世中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因此报道简单。但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五四”运动的最基本层面涵义：它是一场政治运动，针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展开，学生们的政治诉求在当年表达得非常激烈。后来它被表述为爱国运动的出发点也在于此，历史学界认为“五四”运动的初步行动达到了成功，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协议上拒绝签字，也同时印证了首先这是场政治事件。打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旗号的学生似乎是运动的主体，没有一个政党组织表示对此负责，这恰恰是中国政治格局大转变时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始终关注运动的进程；而北洋军阀政府也不是人们固有印象的残酷镇压，现场并没有士兵开枪射杀学生；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们也并不都是冲在最前面的直接领导者；拿大旗的事实组织者是后来追随国民党的傅斯年、罗家伦；而鲁迅、林语堂等教授们并不支持学生采取激烈运动，当天鲁迅忙于找新房子住。本属于政治运动的“五四”在爆发之前以至事态扩大化之后各方力量暧昧其辞，声音都是借学生发出来的，因此可以说“五四”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学生参与政治的传统。

“五四”运动是激进的，它借维护主权为契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阀统治者，但在我们反复宣扬它的正面意义的同时，不能遗忘了这场运动是一个非法事件。北洋军阀逮捕学生的理由也并不着重于民权诉求的游行示威，而是从与曹汝霖家仆产生肢体冲突并蓄意燃烧赵家楼出发的。董彦斌《作为法律事件的”五四”》（《读书》杂志2009年第5期）明确指出了《中华民国约法》第五条第二款：“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学生们出于群情激愤突破法律界限的行为始终值得警惕，后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学生的不理智行为常常为“长胡子的人”利用，打着爱国旗号争取政治权益是政治团体的老把戏，国共两党后来都有发动学生的活动。“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深谙此道，也最终误于其中，建国后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与80年代末一代人的惨痛记忆印证这点。在狂热的学生运动中，清醒的言论常常被埋没，梁漱溟主张：“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他甚至建议将学生事件赴法庭办理，然而这个建议在当时乃至在其后几十年里并没被重视，“情”胜于法，法制意识至今无法贯彻国人思想。在中国人思想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作为思想启蒙层面上的“五四”运动被我认为是失败的。“五四”在政治上的成功恰恰暴露了它在思想启蒙上的隐患，最终牵引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道路。

从更大意义上看“五四”，学界常常将这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称，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此表明它是中国人在思想层面上寻求突破的大变革。主流党史界认为“五四”在思想上的最大启迪作用是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本人认为这依然是政治领域“五四”的一个副产品而已。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民主与科学”，很遗憾至今仍停留在精英知识阶级的书斋里，公民意识作为民主表达的基本条件没有贯彻人心，科学在事实上也依然是停留在“师夷长技以治夷”的老观念，中国人并不把科学当作一种思维方式，而更愿把科学当作一种手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文化运动在实质运用中的巨大变革是白话文运动，“五四”前后文学、新闻白话逐渐普及，上文所引的《大公报》也采用了文言白话报道新闻，白话文大势所趋为人接受。但是，白话文普及之价值究竟多大，正面与负面意义如何比较至今仍争论纷纷，它是作为一个既定事实被接受的。白话文使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初衷即是“打倒孔家店”，在这个目的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但革命不单单是破坏，发展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五四”运动在推翻旧价值观的同时并没能确立普遍的新价值观。中国进入了几十年的思想混乱时期，政治观点代替思想标准，但基于强力统治的政治观点并不使人信服。尤其在现今这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下，中国人放下了旧的文化体系，始终没能建成新的文化体系，在预期范围内没有重大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障碍，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败笔。

“五四”被官方确立为青年节后，“五四”具有了新的含义。“五四”精神原有的“自由”、“民主”等核心词汇被官方谨慎使用，爱国主义作为一个笼统字眼被反复强调却难被落实，和平年代的爱国停留在口号上也是必然的。近年以来青年节成为一个强调青春的“嘉年华”，将战火硝烟不绝于耳的1919与现在人大校园嘻嘻哈哈的“五四”文化节相提并论总是让人忍俊不禁。中央领导分头走进高校，与学生面对面吃食堂也难逃政治上的“作秀”之虞。本月胡锦涛在中国农业大学上的讲话强调：“党和人民相信你们一定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伟大五四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五四”被作为政治符号使用屡试不爽，恰恰是它日益空洞化的缘由。在天地人大BBS上我看到的相关帖子印象最深的似乎是有同学询问“五四”是否放假，在得到否定的回答时表示失落。对此，1929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十周年《大公报》发表的题为《五四纪念与青年之觉悟》的社评至今人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文曰：第一，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之革新运动，莫不以青年为之中坚。第二，革命大事也，建国伟业也，以四千余年之老民族，欲改造之使适于二十世纪之新潮流而生存，其为艰苦，亘苦（古？）所无。第三，人类不能离社会而生存，革命不仅以政治为局限。青年修养首宜敬业乐群，由近及远，乃为革命根本。

“五四”首先是个青年人参与政治表达的活动，这在“换了人间”的今天被绝对慎重看待，况且这一代大学生的政治诉求愿望与前辈相比淡之又淡（这是我认为目前教育体制最大的成功）。“五四”更是一个思想启蒙背景下的文化运动，虽然如今担当启蒙重任的知识精英们以《读书》等杂志为阵地，多年来筚路蓝缕，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固定不变始终亦步亦趋。“五四”还是部纪念先辈优良传统，体会当年有志学人治学与为人作风的“纪录片”，但在重商主义思潮横行天下的今日，大学生的志趣与前人迥然相异，社会对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标准也趋向功利，少有胡适之的“多研究问题”，少有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乡愿风盛行。

是为“五四”祭，亦为“五四”哀。

   以下内容属于极端口水。

    今日做车至北大红楼，因为据《新京报》前期报道北大红楼（即“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已修整完毕，对外开放。因为之前我曾试探过三次，两次外部墙面都搭了脚手架，显然在装修，最早的一次大概刚刚停止对外开放，已经有工程前期准备的迹象——我说这个是因为我去北大红楼不是随兴的，按照今日一位参观老者的言论，“这里是知识分子的天安门”，“天安门”论虽不甚恰当，而且“天安门”这个词语的政治符号味道太浓，但北大红楼在本人心中的地位还是可以以此言参照的。

    《新京报》的报道真实了一半，的确北大红楼对外开放并免费发放门票了，发放处的女士还询问我是不是学生（其实对任何个人免费开放，按该报的说法团体参观得预约），我还紧张兮兮地准备掏出学生证，她莞尔一笑制止了我的下一步动作。但很关键的是休整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可供人参观的一楼充溢着油漆味，很多角落有多余的白色涂料，这也罢，问题在于上面的楼层都尚未设展且在楼梯口放置意为游人止步的牌子（我不守规矩地上去发现实在没有必要，房间门都关着），另外一楼一个展厅工作人员正在讨论如何放置展品之类的问题，让我感觉自己下到了一个考古发掘现场的坑中。

    最让人气愤的是在关于銭鍾書先生的两处展品中（一为先生旧照，一为先生致宗白华信，疑似，遗忘，与本文旨意无大涉），注解上先生的名字都成了“钱鐘书”。半简半繁不提，这个“鐘”字就铸成大错了，印象中先生身前十分痛恨这个错误，多次纠正，不幸如今依旧存在。“钟”经简化，两意并存，但繁体字是两个字，“鐘”指报时器，就是现在名次钟表的用法。“锺”有类似动词的用法，表示专注，如“钟情”之“钟”原来的写法就是“锺”，万万不可为“鐘”，这是别字。现在又有“锺”的用法，这个字是作为简化字来看待的，所以写成“钱锺书”也差强人意，虽然先生若在世当不会满意，但毕竟符合简化字的使用规范。又有直接写成“钱钟书”的，这种写法回避了名字含义的问题，导致了歧义，也是不该提倡的。话说回来，最严重的错误是写成“鐘”，贻笑大方的。

    堂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而且是我等知识分子的精神圣地，出现这样的错误，实在让人扼腕长叹。

 

    心痛之事不提，现在简述下面的行程，均为步行，三联书店，踌躇再三未购书；于书店对面美术馆东街上的一家“永和大王”吃中饭，卤肉饭。后欲步行至南锣鼓巷，不得路，瞎走，过民政部、最高检、《求是》杂志社，解放军门岗，附近“民革”中央乃区区保安也。足力不济，于3点将至时欲打退堂鼓，忽然眼前正是，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锣鼓巷印象一般，无特别引人驻足之处，一些封面采用文革时期格调的笔记本以“创意”之名价格奇高。“创意”成产业，创意也不稀奇了，好几个店铺的“创意”产品都大同小异，典型如水管电灯、文革记事本。

    归，不得路，步行甚多时，过什刹海，无心观留，与右足将崩之际，达地铁站口。

《小团圆》，无团圆

除却出版商“3000万张迷翘首企盼”的噱头，也将小说情节与作者生平究竟几分相似存疑不论，单从文本角度阅读《小团圆》，得到的是直观而更“文学”的体验。

不可否认的是，这篇自传体小说比及以往之作更带有张的个人印记，以至于笔者阅读之时宁愿将之视为一部超长篇的散文。或者确切地说，此书更像是众多散文化片段烩成的一锅浓汤，五味俱全，叙述顺序更是繁芜交陈，实在考验读者的思维能力和空间转换水平。从情节上看，似乎故事找不到明显的高潮。幽淡的岁月在张笔下如河流淌过浅滩波澜不惊，继续验证作者本人幼时“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论。要之如男一号邵之雍的登场，在读者的期待下似乎也显些许猥琐，刚从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日军监牢里出来的他，“穿旧黑大衣，眉眼很英秀，国语说得有点像湖南话”，况且是“一个日军顾问荒木拿着手枪冲进看守所，才放出来的”，让人丝毫不觉有文姬（一说即为苏青）所谓“硬汉”形象。才女的爱情在文中一点也不轰轰烈烈，一开始就从言语间透出与之雍理念的矛盾，固然不可与《色戒》中那句已然脍炙人口的“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之激情与决绝相提并论，更无“心下轰然一声”的风流情结。然而作者并非借机对以胡兰成为原型的之雍冷嘲热讽，她在给小说第一读者宋琪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认为这是“最深知的材料”从而易于把握。就此而言，张对胡的印象恐怕的确不能简单以“低到尘埃里”断言，况且上面这个留传最广的张胡恋信物并无实证。

张爱玲最具争议的是她作品稀有“英雄”，借以英文区分略显清晰：她不设Hero（Heroine），只写Actor（Actress）。人物浓厚的生活化气息在倍受“挺张派”推崇的同时，畸形又阴晦的人物关系自然久经“倒张派”之诟病。在周作人等咸鱼翻身登堂入室的年代，张的作品似难进入任何一张“学生必读书榜”。当然，书商乐此不疲，争议成了添加码洋的利器，谁都没认真注意张本人极力呈现的荒景与凄凉与书市热门的矛盾。在《小团圆》中，张反复渲染的姿态实与前期作品相承，止庵先生赞之曰“巅峰之作”毫不过誉。贯穿首位的是“大考的早晨”这般“惨淡”、“恐怖”的氛围，对此我们无需牵强索隐，借此理解张氏的心理状态即可。对色彩极为敏感的作者晚年爱孤自在公寓里看电视，在《小团圆》里表现的就是心理状态影像化的增强，加上具有蒙太奇意味的结构使之更接近剧本。不过张擅长讲抽象的心理活动化为具象的比喻，而导演们在把它们表现出来的技巧与其说拙劣，不如说无能为力，影像无法替代出色的文本也由于斯。

《小团圆》，无团圆。尽管张终生对外保持倔强独立于世的一面，她生命后期最重要的作平难道没透露出对自身的无奈？她甚至不避讳“考试的梦倒是常做，总是噩梦”，黯淡了青年时期才情傲人的人字，更如一位老太太唠唠叨叨地“闲话说玄宗”。幼年父母离异，青年夫弃母绝，晚年远离乡土，张外表的云淡烟轻终究无能包裹命运之悲哀。她并不是挣扎的，她是一株躲进阴影里的老藤，光照不到的地方，能长到哪儿就长到哪儿。生命中有无数擦肩而过，但没有一次赚得一眼终世回眸。

读张爱玲，你不欢喜，我也不欢喜，但还是读了。就用这句来体会《小团圆》感味吧。

神情坚毅，内心丰盈

——江南女子周夏莹访记

在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情况下采访这位学号于我之后的异性同学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借助MP3的录音和临时准备的几个小话题，约好时间地点，临场问了上句没了下句，磕磕碰碰地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对话。

淡雅的江南女子

初见便觉周夏莹是个具有典型江南气质的女生。留着刘海，面目清秀，时常面带沉思的表情给人予沉稳的印象。谈到...

西方侵略对东南沿海城市的客观影响——以浙江宁波为例前言：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2月19日，英国驻宁波领事率兵舰驶进了宁波港，次年初宁波正式开埠。英国人在三江口的北岸租赁民房，设立领事署。国人纷纷在此成立轮船公司,从事航运，这一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滩[i]。自此宁波市的近代化进程在西方侵略刺激下全面展开。本文以宁波几个重要行业的在鸦片战争后的具体发展成就为例，剖析西方侵略对东南沿海城市的客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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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原理方法论1．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改造自然、变革社会必须承认自然、社会的客观性为前提，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2．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人类有意识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前提。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要承认自然的客观性，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3．社会的产生、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是客观的。要求...

气候类型分布规律气候特点主要成因自然带热   带热带雨林气候南、北纬100之间全年高温多雨处在赤道低压带控制下,盛行赤道气团热带雨林带热带草原气候南、北纬100至南北回归线之间干季湿季交替分明当赤道低压带控制时,盛行赤道气团,形成湿季;信风带控制时盛行热带大陆气团,形成干季热带草原带热带季风带南、北纬100至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大陆东岸一年中风向随季节转变明显,分旱雨两季夏季风(西南风)来临,赤道气团带来大量降雨,冬季风(东北风)来临受大陆气团影响,降水明显减少热带季雨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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