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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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该不该介入医患关系？

新医改方案千呼万唤始出来，舆论对此方案争论喋喋不休，在各方利益博弈下的新方案依旧多有语焉不详处，将方案落实到具体政策并无确切规划。近日一名纽约医生的独特做法给我们提供了理顺医患关系的新思路，据5月24日《新京报》报道：纽约AMG医疗集团主席约翰·穆尼开创“慈善医保”计划，力图构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生）和消费者（病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摒弃无关的中间商和机构管理费用，使患者的医疗开支达到最低。这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医生强调“这不是医疗保险”，并声称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相比中国民众期盼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的愿望，美国人似乎更依赖商业医疗保险，而以政府针对贫穷人口的医保作为辅助。这种模式暴露的问题是一些公民既付不起商业医疗保险费用，但又无权享受政府为穷人设置的医保。当然这种模式在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全民医保”是本轮医改方案打出的最响亮旗帜。各种消息也从卫生部与相关职能部门传出，比如大学生取消公费医疗，取消事业单位人员医保特权等。外表不那么“资本主义”的中国医保长期纠结的实质是特权机制背后隐藏的商业利益。中国医疗体系最可怕的事情就在于利益披着权力钢甲战无不克，患者的利益被这辆怪兽战车一碾而过。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利益集团成为医改障碍制造者，期待短时间出台公众满意的医保政策无异于与虎谋皮。

政府无法解决的事情，允不允许老百姓自己解决？笔者认为如果政府无法换取民众的信任，民众有理由撇开政府独立捍卫自己的健康权。前不久，位于京郊的尿毒症患者组建“自助透析室”事件庄严地为患者自救开了个头。笔者不理解有关部门为何忍心将私人透析机收缴，患者无法承担高昂的医院透析费用，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命独立解决有何不可？私人透析机并没有用于营利目的，相反是公立医院们给人贪得无厌的感觉。那些认为患者求医标准过高的医疗专家们，是不是怀疑广大中国病人的集体智商？看看那些接受二手透析机的患者，难道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求医标准过高”？幸运的是那些患者经过媒体集中报道，最终拥有了接受正规治疗的机会，在政府主导下医患关系得到了妥协，但是还有多少类似“地下透析室”的现象在华夏大地上存在依旧是个不得人知的数字。

在享受公务员医保的人们身居庙堂依旧对医改方案磨嘴皮的时候，经受病痛折磨却无力接受良好治疗的患者等不住了。笔者期待类同这位纽约医生的人物能够在中国出现，向病人主动伸出解决医患矛盾的橄榄枝。大家心知肚明，医患关系紧张绝不简单是医生与患者的矛盾，为了让矛盾简单化促进解决，何不考虑撇开政府走双方路线？在政府无力迅速推出合理政策之前，发动社会力量尤其是医疗系统内部的力量不失为燃煤之策。患者希望的无非是政府能把纳税吐出来用在刀刃上，如果现实条件无法达到需求，求菩萨不如求己，也不如求提供服务的医疗者。毕竟，期待白衣天使的施舍显得更直接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