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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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夜半虚前席

中国文人性格与佛教理念的矛盾与妥协

佛教思想从来没能把中国的士大夫完全征服过，除了诸如南北朝等短暂时期，中国少有全民信教的年代，遑论发展出健全的宗教社会。历朝历代掌握话语权的人们似乎很不愿承认自己属意何种宗教，很难想像每个拥有政府实权的高官认真诵读佛经，“见花献佛”成为了佛教在中国的尴尬写照。中国文人或许乐意探讨宗教艺术与宗教哲学，借此深入研究或附庸风雅，但类同中世纪时期西方知识分子一般毫无保留地虔诚信教则少之又少。这些社会中坚力量的塌陷让中国宗教思想的传播格局形成了饶有趣味的漏斗状：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君王们与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民众罕见地趋向于追求信仰，而联系两者的文人们大多则把过于形而上的佛道弃之不用，文人放松精神的副产品笔记小说中多的是对“秃驴”的冷嘲热讽。无神论思想在中国从来都没冷过，这不是说皇帝与老百姓在宗教上的觉悟要高于经纶满腹的学者们，而是佛教在一切都能“汉化”的中国派生出它因果报应的一面，这是高高在上的心虚皇帝与低头做人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但文人不愿意那么看，佛教形而上的“报应”离读书人太远太远。孔老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是一条可靠的准绳，他的徒子徒孙们宁愿开个“维民所止”的玩笑也不违祖训。

韩愈并非一个迂而又迂的卫道士，韩文公绝不像后世的朱文公一般“泥古不化”，也深知为官处事的千般哲学。但他像每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士大夫一样关心天下兴亡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中国文人的可爱之处在于，出于善或伪善，在君王把国家当成私产却不能爱惜的情况下，在民众疲于应付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对政权兴替麻木的情况下，所谓“存亡之秋”站出来的都是本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文人们。在朝中一帮伪士大夫真投机政客对皇帝的头脑发热唯唯诺诺的时候，韩愈“诚惶诚恐”地站出来，提醒皇帝作为一个入世的统治者不可信奉“夷狄之一法”，本着儒家思想的继承发扬者的态度义无反顾地冒生命危险进谏。“诚惶诚恐”背后的一时激愤却犯了极大的忌讳，唐宪宗龙颜大怒：“愈曰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怪剌耶？”皇帝震怒之下意欲降之以极刑，经人说情才权且贬为潮州刺史。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他的名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句“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堪称文人进谏的绝佳心理写照，为后世反复传诵。

那么，韩愈究竟从哪里出发能够义正词严地反驳唐宪宗迎佛骨，以致皇帝欲杀也不得不有所顾忌，甚而后来在得到《潮州刺史谢上表》后，感悔说：“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分析韩文，主要观点和论据归纳主要有三点。开篇韩愈直刺唐宪宗的信佛心理——延年益寿——这也是每个皇帝信仰佛教的主要原因，显然宗教弥补了儒家一味关心“国家”不问鬼神的“缺陷”。每个皇帝都深切明白臣子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苍白无力，但每个皇帝都保留了内心中的蓬莱寻仙情结，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觉悟实乃共产主义式的进步。这个理念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原因存在较大的出入，虽然民间也有人追求长命百岁信仰宗教，但更多的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在冥间会不会遭受苦难。也许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像后世形容得那般“水深火热”，他们同样有理由追求生的享受。但根据常识我们也能懂得即便如今佛教团体的收入也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超度”，鲁迅笔下的水陆道场至少在广大农村依旧盛行，尤其对于腰带刚鼓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来说。中国人生前的“宗教消费”被算命先生分流了许多，一个很大的原因恐怕是单存烧柱香许个愿磕个头过于缥缈，与泥塑菩萨直接交流毕竟需要挺大耐心的。宗教一边许以帝王长生不老的空头支票，一边恫吓老百姓少行恶事多积阳德，符合了两方面的愿望。韩愈看问题是清醒的，尽管他的举例论证在后世人看来不尽科学，但雄辩的气度实在值得言者学习。借上古尧舜禹汤的长命百岁和后世皇帝的短命来打消唐宪宗的主意，万万不料皇帝把它看成了诅咒。顾颉刚先生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从这个史学史上的经典理论出发，我们应该承认在有限的认识条件下不能苛求韩愈做出更精准的辩解。况且在当时那个时代，上古圣人的权威性尚且毋庸置疑，在儒学作为国家官方主要学说的情况下自可理解为“公理”，在这一点看韩愈的论辩倒是根正苗红。

给皇帝找个台阶下是韩愈此次辟佛的方法论。他认为“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用先王遗训来引领皇帝打消敬佛的主意可谓绝妙不过，至少哪个中国皇帝都不会公开宣扬自己违背祖训，坚守祖训也是任何托古改制的借口，“尧舜禹汤”们总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吧。韩愈再次引用的成例牵涉出唐初另一场著名儒佛冲突，太史丞傅弈的论点与韩愈可谓孪生：“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新唐书》中傅弈的列传载：“帝善弈对，未及行，会传位止。”后来佛家的观点钻韩愈的空子认为也出自此，佛家认为高祖并未表态，只是傅弈一厢情愿的积极反佛，高祖不过过问了“沙门出家损益”罢了。此命题见仁见智。查阅相关史书，唐高祖对佛教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他的确没有明确反对佛教，但把佛教作为一种学说加以学习与保留。他多次亲自了解佛家与以傅弈为代表的经典儒家人士的辩论，但最终“下诏叙三教先后”则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老先，次孔，末释”。我们有注重排序的传统，老子姓李，唐朝是李家的，高祖上面的表态与其说是尊崇道教，不如说是光扬李姓。只有儒家思想作为久经两汉检验的正统观念才是高祖认可的正统思想，儒家被大部分统治者接受的原因多见著述，此处不赘言。韩愈捉摸宪宗心理提出了保留颜面的策略：“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可惜前文激愤太过，顽固皇帝无心往下细究了。

唐代是公认的中华民族洋洋王朝史中最具开放度和包容力的朝代。除了会昌灭佛被佛教界认为是佛教在华传播的厄运外，相比南北朝多次激烈的佛教与统治集团冲突，佛教在唐朝发展的确比前代顺畅得多。但以韩文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声音看出，博大如唐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存在压力，唐代的兼容并蓄也并非一句话说来那么简单。相比李贽等几个屈指可数的人们骂骂孔子就被讥为异端缉拿下狱的惨剧，文人公开反对佛教并不会承受多大来自道德家和思想界的责难。儒佛文化的交融初期以冲突的形式出现，不仅是官方，也有民间，也有文人集团作为第三方力量的牵掣。韩愈的第三个观点就围绕着夷狄之分的路线展开，似乎不禁让人回想起千年之后中国一些学究面对强势西方文明的论调。当然两者还是存在现实背景上的不同的，无比强盛的唐王朝有信心彰扬她的文明，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却多少显得底气不足，两者最终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此当后话。回头说韩愈，平心而论，第三个观点不得不让人觉得有些狗尾续貂，难以与前面大气磅礴的论辩相提并论，只是幽幽然发出“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包容心让人观点公允全面，狭隘的感情化呼告往往招致怀疑。韩文公在此为消极维护立场而情感化用事，不得不叫人遗憾。自然，也让佛教界有更多可驳之机，一篇《谏迎佛骨表》，惹来千古纷争。

韩愈的性格直率冒进，“无所畏避，操行坚正”。而与他并称“韩柳”的柳宗元对待佛教的态度则大为不同，代表了中国文人与佛教和解并借鉴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们对佛教的研究很少走向纯粹宗教信仰。柳宗元《送文畅序》谓“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上人之往也将统合儒释”，鲜明地亮出了儒释合流的观点，这是从思想意义上理解佛教的。相比韩文公的执著苦守，柳子厚富有预见性的看法的确高之一筹，他敏锐地觉察出佛教在汉化的过程中萌生出与儒家妥协的可能性。他的立场是儒家的，但他不拘拘儒家一统的理想，凭借广博的文化认知力深入研究了佛教。柳宗元制《南岳大明律师碑》对佛儒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自己精到的解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他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打破夷夏大防的魔咒，体现出一种平等与包容的文化心态，这是韩愈辈所局限的。他引用司马迁的观点来表达对佛教思想的接纳：“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认为佛教不过也是一种思想，不是什么妖魔鬼怪的异端。他注重从教义上理解佛教，从内在价值上肯定了佛教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在柳宗元心目中，佛教不仅不是“异端邪说”，甚至是与圣人之道等值的一种文化，这种观念被后世不是纯粹宗教信徒但积极烧香的帝王们接纳。作为孔孟信徒的柳宗元“礼佛”才更代表大唐文化的博大气度。

柳氏早卒于韩愈，一篇《祭柳子厚文》情真至切，在肯定他们友谊的同时要看到两者对待佛教态度上的差距。韩愈从维护政权统治思想的角度出发抑制佛教的出发点的确有益，但他没能认真地如子厚般研习佛教，一味主管排斥却是逆潮流而行了，在事实上抑制了统治基础的扩大与平民化。在佛教理论已经高度发达的唐朝，驳斥佛教已经很难单斥为神怪之说一笑了之了。孔老夫子另有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没有精力探讨死亡哲学的老人家把这个极富意味的问题抛给了后人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至少夫子是承认自己不懂死后之事的，但就因为这句话把他的想法理解为对死不感兴趣失之偏颇。我的理解是夫子尽管内心好奇生死之事，但由于伟大人物精神境界的专注，才把有限的时间放到仁义礼智这些触手可及的问题上。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能够解决人们无从知道而希望知道的问题。直到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因为科学没能探究到人类最本源的问题，宗教依然大有市场。中古、近古佛教盛行民间，并为帝王所用，中国的文人究竟该以什么态度面对，考验着他们的思想认知力。在此以后，柳宗元的思想观念逐渐成为主流，中国文人乐意与佛教展开各种接触，把钻研他们的思想作为雅事，并尽自己的兴致对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加以冷嘲热讽。“敬鬼神”，从哲学思想上认识佛道成为了一部分学人的追求。当然，真正的文人是不会毫无原则地沉迷其中的。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韩愈和贾谊似乎有类似的遭遇，他们的命运又被更多地归结于他们的性格。文人的性格实在是个好好书写的话题，但毕竟，善于接纳的中国人放下执著，佛教思想还是被“拿来”了。

2009.5.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