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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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五四”，九十年青年

“五四”运动之我见与当代青年精神面貌管窥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当日中共中央九常委悉数出席人民大会堂大会，李长春发表讲话。笔者之室友与会归来兴奋溢于言表，曰胡主席等出场全场之肃然状，尔后掌声数分钟之久才歇等。又补充道会前数千青年齐唱共青团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此为一记，另有中国人民大学5月6日中午纪念“五四”之广场活动，则另是一番景致，现场人声鼎沸，表演喝彩声飘过教二草坪，钻进笔者读报之阅览室，近窗细聆乃大喇叭放奏流行校园歌曲。两相对较，心生莞尔之感，撰此文谈谈我眼中的“五四”精神。

对绝大多数当代中国青年而言，“五四”运动的痕迹不过遗留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上而已。尽管这个事件在历年的教学方案中地位突出，大体完整地介绍了整个过程，然细节颇多语焉不详处。正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九十年前的这场学生发起的运动经过反复渲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后，变成了纯之又纯的政治事件。况且中国的教育似乎始终以“教化子民”为坚定不移的宗旨，一切官定教科书都对“五四”运动极力褒扬。历史本不简单，主宰教育大权的长官们却使劲把历史简单化，培养尝试对世界树立初次印象的中小学生，似乎连思考“五四”都嫌多余了。“五四”和它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鲁迅先生一样成为了学生事实上望而却步的主儿。现今的“五四”并不是当年的“五四”，甚至我要说惊涛骇浪的中国九十年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五四”。笔者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文献，力求对不同层面的“五四”产生自己的认识，略带表述今日之“五四”的个人想法。

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五四”运动究竟是什么？如今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与当年作为新闻事件的“五四”有何不同？1919年5月5日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曾对此做过报道，文载“午后一时许，各校学生结队数千人在天安门齐集，各执白旗，大书‘誓死力争青岛，不争回青岛毋必死’，‘取消二十一条’等语”，在学生游行试图进入东交民巷，与几国使馆人员对话受阻后，转向曹汝霖所居赵家楼，报载“其仆人出面阻止，因起争殴，当将电灯打破，登时起火曹宅”（原文无标点，笔者所加）。根据这篇二版压底报道我们可以注意到三点：意识由于这是次日最新消息文中并没提及活动主事更无牵涉任何教授，之笼统以“学界”冠之，表明活动主体是学生；二是报章强调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坚持和平抗议，口呼口号散发传单而已，也没有提及是否受到军警干涉，按逻辑理应可以认为政府对学生游行采取宽容态度；三是所谓因点灯事故火烧赵家楼后，始载当局采取有力行动，驱散人群，并逮捕学生若干云云。

大公报当日的报道大意即如此，另外全文转载了陈独秀等（当日未署名）撰写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其舆论的趋向性是明显的。当年的传媒不如今日这么发达，而且当局者迷，谁也没有看出这场运动对后世中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因此报道简单。但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五四”运动的最基本层面涵义：它是一场政治运动，针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展开，学生们的政治诉求在当年表达得非常激烈。后来它被表述为爱国运动的出发点也在于此，历史学界认为“五四”运动的初步行动达到了成功，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协议上拒绝签字，也同时印证了首先这是场政治事件。打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旗号的学生似乎是运动的主体，没有一个政党组织表示对此负责，这恰恰是中国政治格局大转变时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始终关注运动的进程；而北洋军阀政府也不是人们固有印象的残酷镇压，现场并没有士兵开枪射杀学生；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们也并不都是冲在最前面的直接领导者；拿大旗的事实组织者是后来追随国民党的傅斯年、罗家伦；而鲁迅、林语堂等教授们并不支持学生采取激烈运动，当天鲁迅忙于找新房子住。本属于政治运动的“五四”在爆发之前以至事态扩大化之后各方力量暧昧其辞，声音都是借学生发出来的，因此可以说“五四”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学生参与政治的传统。

“五四”运动是激进的，它借维护主权为契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阀统治者，但在我们反复宣扬它的正面意义的同时，不能遗忘了这场运动是一个非法事件。北洋军阀逮捕学生的理由也并不着重于民权诉求的游行示威，而是从与曹汝霖家仆产生肢体冲突并蓄意燃烧赵家楼出发的。董彦斌《作为法律事件的”五四”》（《读书》杂志2009年第5期）明确指出了《中华民国约法》第五条第二款：“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学生们出于群情激愤突破法律界限的行为始终值得警惕，后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学生的不理智行为常常为“长胡子的人”利用，打着爱国旗号争取政治权益是政治团体的老把戏，国共两党后来都有发动学生的活动。“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深谙此道，也最终误于其中，建国后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与80年代末一代人的惨痛记忆印证这点。在狂热的学生运动中，清醒的言论常常被埋没，梁漱溟主张：“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他甚至建议将学生事件赴法庭办理，然而这个建议在当时乃至在其后几十年里并没被重视，“情”胜于法，法制意识至今无法贯彻国人思想。在中国人思想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作为思想启蒙层面上的“五四”运动被我认为是失败的。“五四”在政治上的成功恰恰暴露了它在思想启蒙上的隐患，最终牵引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道路。

从更大意义上看“五四”，学界常常将这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称，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此表明它是中国人在思想层面上寻求突破的大变革。主流党史界认为“五四”在思想上的最大启迪作用是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本人认为这依然是政治领域“五四”的一个副产品而已。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民主与科学”，很遗憾至今仍停留在精英知识阶级的书斋里，公民意识作为民主表达的基本条件没有贯彻人心，科学在事实上也依然是停留在“师夷长技以治夷”的老观念，中国人并不把科学当作一种思维方式，而更愿把科学当作一种手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文化运动在实质运用中的巨大变革是白话文运动，“五四”前后文学、新闻白话逐渐普及，上文所引的《大公报》也采用了文言白话报道新闻，白话文大势所趋为人接受。但是，白话文普及之价值究竟多大，正面与负面意义如何比较至今仍争论纷纷，它是作为一个既定事实被接受的。白话文使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初衷即是“打倒孔家店”，在这个目的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但革命不单单是破坏，发展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五四”运动在推翻旧价值观的同时并没能确立普遍的新价值观。中国进入了几十年的思想混乱时期，政治观点代替思想标准，但基于强力统治的政治观点并不使人信服。尤其在现今这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下，中国人放下了旧的文化体系，始终没能建成新的文化体系，在预期范围内没有重大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障碍，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败笔。

“五四”被官方确立为青年节后，“五四”具有了新的含义。“五四”精神原有的“自由”、“民主”等核心词汇被官方谨慎使用，爱国主义作为一个笼统字眼被反复强调却难被落实，和平年代的爱国停留在口号上也是必然的。近年以来青年节成为一个强调青春的“嘉年华”，将战火硝烟不绝于耳的1919与现在人大校园嘻嘻哈哈的“五四”文化节相提并论总是让人忍俊不禁。中央领导分头走进高校，与学生面对面吃食堂也难逃政治上的“作秀”之虞。本月胡锦涛在中国农业大学上的讲话强调：“党和人民相信你们一定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伟大五四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五四”被作为政治符号使用屡试不爽，恰恰是它日益空洞化的缘由。在天地人大BBS上我看到的相关帖子印象最深的似乎是有同学询问“五四”是否放假，在得到否定的回答时表示失落。对此，1929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十周年《大公报》发表的题为《五四纪念与青年之觉悟》的社评至今人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文曰：第一，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之革新运动，莫不以青年为之中坚。第二，革命大事也，建国伟业也，以四千余年之老民族，欲改造之使适于二十世纪之新潮流而生存，其为艰苦，亘苦（古？）所无。第三，人类不能离社会而生存，革命不仅以政治为局限。青年修养首宜敬业乐群，由近及远，乃为革命根本。

“五四”首先是个青年人参与政治表达的活动，这在“换了人间”的今天被绝对慎重看待，况且这一代大学生的政治诉求愿望与前辈相比淡之又淡（这是我认为目前教育体制最大的成功）。“五四”更是一个思想启蒙背景下的文化运动，虽然如今担当启蒙重任的知识精英们以《读书》等杂志为阵地，多年来筚路蓝缕，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固定不变始终亦步亦趋。“五四”还是部纪念先辈优良传统，体会当年有志学人治学与为人作风的“纪录片”，但在重商主义思潮横行天下的今日，大学生的志趣与前人迥然相异，社会对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标准也趋向功利，少有胡适之的“多研究问题”，少有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乡愿风盛行。

是为“五四”祭，亦为“五四”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