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围城

公判大会

读小学的时候，一天老师通知我们，下午学校作为公判大会的场地，自然就不上课了。

公判大会？没有经历过类似场面的人可能不知道，简言之，就是过去法院向犯罪嫌疑人宣判时，召集群众公开宣布罪犯罪行。

中午时分，先遣的警员来了，学校的大门首先被几个警察控制起来。小时候没见过世面，觉得穿着制服的警察挺神气，大概是这个年龄男孩子特有的情结吧。前几天共和国60年大庆，武警战士和特警全副武装，手勤冲锋枪伫立街头，大有掌控天下之势，我...

一个新闻系学生的记者节

昨夜西风凋碧树，记者节的故事该从前一天晚上开始。某君参与一聚餐，夜半归来大醉淋漓。口中呓语，见人哈哈笑，瘫倒在床，问之则曰“我没醉我没醉”。未几，鼾声如雷，众皆莞尔。举此一例，要问的是新闻系的学生究竟是否已视新闻为最高事业理想难以定论，但是新闻系的学生姿态潇洒、行动豪放却是常态。鄙校院系众多，有疗养院之戏说新闻首当其冲，不过笔者还是不以为然：喝酒，不仅是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啊！

尽管外面寒潮蓄势待发，...

城上斜阳画角哀

城墙，眼前的城墙。

城墙，你的伤，你的伤有没有愈合？

1937年7月7日的那个凌晨，你有没有满身弹痕的胸膛？

于是，在共和国六十年大庆的时候，避开人流，避开节日的熙熙攘攘，等到公交车，上车，换乘，下车。这里，原来叫宛平城，现在属于北京市丰台区。

把少年的浮浅虔诚拿出来吧，这里，我不担心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讥诮，这里，我只担心我是否能尽中国人的责任。

看到了，看到了，一段矮矮的城墙，不过十米，在下午两点的烈日下，竟然这般单薄。

弹痕累累。

他们是用血肉之躯在守卫这方土地啊，矮矮的城墙又怎能承担守卫一个古老民族大门的责任？

城墙底下，后人树立了最有特色的纪念碑，我要说它们是纪念碑，因为那一墩墩石桩上铭刻着中国被侮辱的尖叫，用我们最好的书法篆刻的。

这里我不必详述石桩上的具体文字，那些在教科书上无数次出现的文字，正在它们炮制者的历史中消失。

我们进城去！

宛平城，威严门，顺治门，两个门打开，通向一个国家的心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小平同志题写的馆名，大气中一丝冷静。

走，城外，卢沟桥，卢沟桥，那个勾动中华民族灵魂的名字。

1937年之前，它因为卢沟晓月闻名，马可波罗的盛赞让它名闻海外。

1937年之后，它因为一场战争，一场民族之间的生死较量，成为一个大国的伤痕。

不要斤斤计较到底有几个狮子啦，曾经日寇铁蹄踏过的桥面，我们记住的，就是他们踏过的桥面。

几十年后，一个热爱和平的日本老人，一个日本老兵，跪倒在桥上。

几十年后，那个国家似乎想要遗忘历史。

我们不会忘记，但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斜阳，桥下的小贩叫卖，儿童围着狮子。

这个中国华北的小城，曾经的军营。

这个牵动人心的地方。

城上斜阳画角哀。

 

2009/10/6

    北方人用“侃”这个词语还是非常形象生动的，宁波人有个类似的词语叫做“讲大道”，现在用在当地电视台一个热播栏目的名字上。或许外地人会误会“大道”为形而上学的高深哲理，其实不然，“大道”多为引车卖浆者流的市民谈天说地，四川龙门阵的说法或许也差不多。扯远了，上面唠唠叨叨一大堆话的意思就说我将随便写写关于《未央歌》的最直观感受，或许一些想法就是下里巴人的，自然如果承蒙方家的赐教也将使我醍醐灌顶。
    陈平原先生赞之为“代表诗意的‘大学叙事’”，这位北大中文系主任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他的学术习惯让他捣鼓出这个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大学叙事”来。要全面理解陈先生的观点有必要看看陈对于大学叙事的定义，经过搜索发现此文源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上陈平原发表的一篇《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陈先生在此文中指出：“本文则转而探讨作为文学想像的‘大学校园生活’，如何投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甚至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将陈学术化的语言用《未央歌》作者鹿桥文学化的语言翻译一通，便是“你得好休便好休，其间何必苦追求”这句末尾充溢机锋禅意的句子。当然作者对于“陌生人”的误读也不无解释的愿望，他说明《未央歌》另有重要的任务是“它要活鲜鲜地保持一个情调，那些年里特有的一种又活泼、又自信、又企望、又矜持的乐观情调。”鹿桥的想法也是许多写作者包括区区在内的共同想法，在创作一部作品时第一所要表达的并不是类似“思想”等政治正确的东西，确实只为了表达对于往昔留恋的几番态度与感悟的。
    《未央歌》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就情节而言也没有任何创新之处。作为一部成功的描写特定时期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小说，其成功之处也正是复印了这所后来名扬中外的战时临时大学的良好校风和生活场景。对吾辈这般庸庸读者而言，比较遗憾的就是《未央歌》最终没能给看客提供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长达几十万的小说读下来不能说不累，但是最关键而悬而未决的谜语并没有直接点破。蔺燕梅何去何从是读者最为关心的，童孝贤获得了机会到蔺燕梅工作地点附近工作，却又打算“穿上军装”，蔺燕梅在修道院工作，最终是否真会遁入空门。以庸俗者我的眼光出发，其实最纠结的莫过于这两个小孩子能否“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鹿桥给我们描述了一幅西南远山飘飘渺渺的朦胧场景而戛然而止，大概承《石头记》之源，给读者留个若有若无的结局。正如书名，如此看来《未央歌》并没有结局，也可以说这就是情节上吸引广大读者，并且几十年来畅销不衰的魔力。
    以知识分子济世报国为己任的吾辈当然不能单单读出以上一些就事论事的内容，中国文人不免染上一点抨击时弊的毛病。近年来关于西南联大短短几年，在如此艰难困苦的办学条件下，取得中国高教史上最出众成绩的原因有无数讨论，例如一本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就引起了抢购风潮。在《未央歌》中尽管作者侧重于描写主人公的感情纠葛，但是不免顺带着反映一下西南联大的优良校风。学生们克服各种困难，营造了一种独立于世的学术环境，西南联大的校区附近被称为昆明的“拉丁区”也就顺理成章了。笔者推想，那些在战火烽烟中依然坚持学术至上、治学报国的学人们，经过了最严峻的考验，也无怪乎成为千涛万漉之后的黄金。当然，对比现世大学校园内不干不净的所有黑暗，面临象牙塔处处蒙羞的惨剧，有良知的学人不免对这礼崩乐坏的格局“读书人一声长叹”。我们恐怕不是缺乏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而是现今教育，实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让人觉得无从下手根绝了。《未央歌》中，大余这般的青年学者从性格上看虽然难被人喜欢，但在现世而言我忍不住要呼唤我们的时代多几个大余呢！
    未央歌未央，我们这个时代，问问自己，我们又唱了什么歌？

形而上学补记

1、  笛卡尔提出了“天赋观念”的说法，来阐述“第一原理”，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称之为公理。但黑格尔看不起欧氏几何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认为所谓“不证自明”是武断的假设，而趋向于哲学作为最高的科学其自身是不能再有前提的，所以它自己证明自己。他提出“主体即实体”，企图恢复实体与自然表现的同一性。黑格尔认为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参与了“绝对”实体的生成过程，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哲学家对自然的认识绕了个“形而上学”的圈子又回到了“经验”？

2、  创造辩证法的黑格尔果然灵活，他认为辩证法与认识论和本体论是同一的，哲学的目的是认识绝对。他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对整个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然而他提出了这个庞大的概念，“绝对”的认识又如何进行呢？

3、  黑格尔巧妙地化解了“形而上学”，这是不是用另一种形式对它否定呢？

4、  科学究竟是理性的还是经验的？

5、  休谟的经验论看来还是有些味道。康德的先验论到底抛开了形而上学，前人可爱的思维游戏随之土崩瓦解，能不能说这是礼崩乐坏了？

 

2009.6.9 11：05

古希腊哲学形而上学笔记思索

我知道此生我是无缘成为哲学家了，因此甘当贻笑大方的危险，复习西方哲学，记录一下自己的浅薄之见，因非入门人士，我的想法都是以问题形式提出，望贤人指教。

 1、 巴门尼德认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他认为感觉经验的食物只是意见的对象，即“非存在”。但他又认为凡是能够被思想和述说的就是“存在”，然而经验事物通常是人类思想和述说的主体，即人的思想和述说也是经验的，是否与前论矛盾？

2、 西哲人似乎一条筋，让从小沐浴在“辩证法”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关于“美”的争论就让我觉得苏氏有点耍无赖。美本是个人感觉的心理反应，中国民谚“情人眼里出西施”区区万分认同。苏格拉底执于追求美的普遍概念，我们，“美”真有普遍定义么？

3、 柏拉图为师傅的理论加了一套曲折的回复，他认为“分有”和“摹仿”派生事物，那么即如“美”，“美女”和“英雄”是美的“分有”，还是没有明确给“美”下个理念化的定义，顶多把经验领域包容到他们的理论体系而不再完全割裂。

4、 形而上学的地位由亚里士多德确立，他似乎直接甩开了“经验”事物的累赘，轻装上路。可在下愚看来无异于掩耳盗铃。亚氏提出了“十范畴论”，但是其中的“实体“在我看来就是绕不过的坎。究竟是“实体”为大，还是“存在”为大，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认识“实体”更直观，“存在”是以实体为前提的，即便是观念中的“存在”自然也有一番观念中的“实体”。当然，我的观念是形而下的。

2009．6．9 0：25写毕

参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智慧》

 

旧时人物常言落叶归根，借以言老来思乡，又多有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意味。我是江南人，晓得若不是一阵强台风袭来，或者好事少年攀到树上摇晃之类的飞来横祸，好端端长在枝头的绿叶不见得归根，硬要签出一番银汉迢迢暗渡的恩怨则未免做作。归根之也多为枯黄老叶，自有定论，绿叶对根的情意，也自在遥望不及的意境中。况且细究起来，绿叶兀自面朝阳光雨露背对大地深根，这点儿情意也是小姑娘一样羞答答的，绝无老朽之叶的坦荡。

自公元2008年6月7日至今整一年，那年初夏的考卷自决定了我的去向，京城居留已近一年。尽管自诩客居的我爱把背井离乡挂在嘴边上，时不时感慨些小文人多见的怀乡欲，却也知道京城将是一生的长留之地，如果不敢说“常留之地”的话，只因为对未来的判力非个人所及。根在故乡，叶长在北京，况且叶色尚属新绿罢，这般欲说还休的心态也只有青年学生道得出，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吾乡人“四明狂客”是说不明白的。

陶然亭的雪能否比及湖心亭，什刹海的绿波怎比西子湖的夏荷，四库全书里有多大天一阁的贡献，金碧辉煌的太和殿与青砖绿瓦的马头墙又是如何？江南士人历代赴京为官不少，自有科举始，浙人就占进士榜的多数，前辈的文章恐必我有说服力得多。即近如周作人公，也有欣赏故乡的野菜的能耐，我吃过的野菜肯定是没周公多的。他大哥写的一家未必具名的小酒肆成为一方文化地标，可我也不很欣赏咸亨的臭豆腐，它是放在碟子里用筷夹吃的，质地较松软，与我熟悉的串在竹签上的炸臭油豆腐还是挺不一样，一口一个咬下来多少有些成就感。江南人隔座山便爱内讧，在我看来宁波人与苏州人彼此瞧不起对方饭菜天经地义。即论语音，也有对吾乡颇不利的“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之民谚，苏州话是典型的吴侬软语，宁波话“贼骨铁硬”。上句大概是促狭的上海人总结出来的，他们常忘记除了苏州，自己也多是“宁波乡下人”的后代。

论吃。北京则是北方民族的大杂烩，至少华北平原各省份都能在北京的小吃摊上找到点文化认同，譬如他们的语音。由于“首善之都”的地缘优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北京人，北京话稍加改装就成了“普通话”或“国语”，北京的天安门是中国的标志与沧桑，就连“京骂”与“国骂”究竟有何区别谁也说不清，然京剧被尊为“国剧”自确凿无疑，从这点看来吾乡无论越剧还是甬剧都休妄想。京城的风韵，不单由于它的风土人情。我绝无贬低皇城百姓的意思，甚至区区在法律意义而言也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管辖。但是去掉一个“京”，它是否还能像茴香豆一样越嚼越有味，或能否像同属华北的山东小城曲阜一般光泽后世，实在该打个问号。二千多年前，这块地方叫“燕”，有个太子曾筹划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谋杀案，北京人自然不提当年未遂的结局了。

城头变换大王旗。建都千年，京城的“城”在五十多年前应领袖的朴素愿望倒了，五十多年后又立起了一坨“巢”啊“蛋”啊乃至“大裤衩”之类不雅的名号。如果说历史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京城就是姑娘的脸，外表的光鲜难掩底下久经折腾的沧桑，那不过是随便哪个人物都能修剪的树枝罢了。中国文化的面子在这儿，五脏六腑却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断桥残雪、寒山晚钟，那是中国的根。

那也是我的根。

 

2009.6.7

又，此作若放之高考考场离题无疑。

琐记，读书，抄书，高校大跃进。欲读诗

乱翻书，勉力完成一份社会学作业，倒也洋洋洒洒近五千篇幅，扯淡文字。整理完“毛特”资料，到图书馆新书室觅得张鸣老师的《姑妄集》，多是读书笔记，行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也有一番个人记忆，尚未读完。我关注的是书中一组名为“品评教育”的文章。实在说来近年来骂教育成为了论家热衷的时髦货，人人皆骂，承担的后果比骂中宣部那是轻多了。教育部的政令却依然我行我素下发，而且命令岂止出京城，四维之地皆通，大抵教育部工作的覆盖面也广，管事最多。然读张文，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细究便生发酣畅淋漓之感。评论教育，现今掺和人多，占大头的竟是庐山外人。教育是全民事业，外行人指手画脚未尝不可，但象牙塔中人的个中体会是决不能被忽视的，愚以为教师与学生还是对这个话题最有发言权，张师之文切中时弊，是圈外人士体会不到的。

有心者不妨拿来细读，我作为后辈空吆喝无用，溢美之词我也不惯用，对张师加上不明就里的指责也恐贻笑大方之家。在此不如断章取义一番，抄几句“带劲”的，都出自张鸣《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推测写作年代当于2007年之后。

“严格地说，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求真务实、自由探索、社会担当等国际通行的品格，实际上即使在高教大跃进之前，大学中人也没有共识。但是，至少那时还作为精英教育的大学，多少还存在一些普遍的道义感，对社会也有某种责任感。然而大跃进无情地颇坏了这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大学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干部管老师务必使之奴才化，要的就是听话。而这种奴才管理，转化到学生那里，则变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双管齐下，结果使桀骜者变成了愤青，温顺者变成了下一代的奴才。”

“这样的大学教学培养，既不能教会学生做人，也不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质。见过太多这样的学生，四年学下来，什么都不知道，只学会了上网、K歌、谈恋爱。最严重的问题是，毕业生严重缺乏责任心，这是令用人单位普遍头痛的问题。”

张鸣本为政治学教授，但其关注时风不限本学科，前时在《南方周末》专栏读来有味，但因故官厅。《姑妄集》取其精华，多个人印记。张师有旧年教授古风！

夜至万圣书园，觅新书，终见久盼之宗璞先生《西征记》，数年磨砺之作，徘徊许久未购，冀待北归之书问世一并购置。几年前读冯先生《南渡记》、《东藏记》，文字典雅洗练，有古风韵味，印象深刻。（自修室保安与一男子争执，保安欲驱其出，该男子不从，僵持中。推闪已久，该男出，观其面色赤红，着下等西服，年岁不小，当非本校学生，形容不整。然保安解释“谁让你天天老来，假装知识分子”之语亦有不得体处，全场哄然，余思绪打断。）回到宗璞，希望先生《野葫芦引》四部早日出齐，并遥祝先生安康。

购六月《万象》杂志，《万象》几年陈乐民先生，遗墨追述云云。又翻几天之前所购《读书》，深感读书文雅，《万象》山野，各得其趣。然不才浅薄之人更易读《万象》，《读书》实须细嚼慢咽。

又购《芒克的诗》，人文社“蓝星诗库”，未及细读。只在书店翻来，有诗趣。便购之。

不觉，时过凌晨了。

夜读诗。

今日高考时，遥忆一年前，恍如隔世，又有光阴飞梭之感，生命如同一条指数曲线。祝近年高考生顺利。

 

写毕于2009年6月7日

0：10

去年高考时

本是住校生，高考前几天搬回家去住了，说来是为了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学校宿舍不开空调，挤的人又多，没想到后来聪明反被聪明误。6月6日晚上，不知是因为家里的粽粑床太舒服了呢，还是因为中午又睡了个长觉，总之是十点不到上床后大脑特别清醒，简直是将最佳的临考状态提前了一晚。起初钻进脑袋的是刚温习的唐诗宋词，一时间思想如千军万马杀过李太白杜子美苏东坡秦少游……古典名著横扫一通，亢奋写作欲被前辈大师轻轻点拨，文思如泉涌，一个个臆想中的作文题作为我的假想敌“各个击破”。小小自嘲一下，不得不承认当晚我高速运转飞如闪电的大脑实在有成为高考状元的潜力，只是幸运女神擦肩而过十二个小时罢了。我的神经中枢到午夜才闲下来关注睡眠问题，这与它几天前的本意背道而驰，由此可见许诺往往是靠不住的，自己的身体器官也概莫能外。怎奈身体各部门也爱吵架，过了时辰闹别扭，起身如厕后，躺下翻来覆去，手脚不听大脑指挥，不安分地乱动。好不容易四肢与脑子都累歇了，迷迷糊糊一阵子，天亮了，2008年的高考即将开场。

早餐极科学，麦片鸡蛋加糕点。去年高考日第二天正是端午节，但我这两天咬咬牙狠下心压根没去想粽子——不易消化。进入高考状态从嘴巴做起，这是前人多年教导的警世通言。考试文具前日下午早就准备妥贴，所有用品备两套，关键如2B铅笔多多益善，记得当时我少说也备了5支。坐上家附近一所学校的专车直赴母校考点——一切安排得水到渠成，前有呼啸警车开道，后有陪考小车追随。车上人都感觉这种待遇一生估计也享受不了几次，因此车厢显得特安静，全然没有十八九岁少年常有的叽叽喳喳，可能大家都用心体验“国宝级”的待遇吧。

赶到备考室见到几天没见的同班同学，免不了与坚持住校的他们交流体会。令我感到沮丧的是大多同学声称休息甚好，尽管我自恃高度紧张的神经是不在乎一夜不良睡眠的，但事实印证了我头场语文很是吃了点亏。进考场听完音乐，还有一番语气古板让人表达力后退二十年的考纪训令，然后才是监考员发卷。我强打精神依照指令填涂完考号姓名开始阅卷，就明显感受到大脑的消极怠工。有谁细心注意到那天考场一个哈欠连连的可疑分子，那就是我了。阅读理解的语句像半空中漂移的风筝，稀里糊涂瞎答一气。去年的作文命题要求感悟城市或乡村，这个覆盖面广的题目顿时让平日以为作文无碍的我傻了眼，大段大段空发感慨，却没能从细节着眼描述事实。

好在当时我的心态调整极快，交卷出来穿过堪称浩荡的陪考大军直赴餐厅，也没细究语文的结果了。中午赶紧到寝室补个午觉，天阴下来，一场阵雨将上午疲惫一扫而尽。下午是同学们一向内心恐惧的数学，其实我深为数学科代表也没能例外。尽管我省的文科数学卷一贯被理科生讥为“小菜一碟”，但身为庐山中人的我丝毫不敢轻视，所幸当日发挥尚好。高考像是缓缓展开的折扇，之前的紧张逐渐被精彩替代。那天晚上睡得不错，补偿了前一天的亏损。第二天文科综合与英语渐入佳境。不过刚找到点应考节奏，最后一门的结束铃就响了。监考员依旧沉默地收卷，但大家都明白气氛明显不同了。很快楼下传来第一声欢呼，当我走出考场的时候，教学楼前的广场俨然一个狂欢的海洋，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大家都放肆尖叫，盖过了响彻校园的音乐。

“放榜”那天我自然没闲着，不断刷新查分网页，众所周知前几分钟查分系统几乎沦为瘫痪。后来我打电话查到自己的成绩：浙江省166名，与曾经的期待有所差距吧，几分失望，也几分庆幸。十二年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就此杀出。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中国文人性格与佛教理念的矛盾与妥协

佛教思想从来没能把中国的士大夫完全征服过，除了诸如南北朝等短暂时期，中国少有全民信教的年代，遑论发展出健全的宗教社会。历朝历代掌握话语权的人们似乎很不愿承认自己属意何种宗教，很难想像每个拥有政府实权的高官认真诵读佛经，“见花献佛”成为了佛教在中国的尴尬写照。中国文人或许乐意探讨宗教艺术与宗教哲学，借此深入研究或附庸风雅，但类同中世纪时期西方知识分子一般毫无保留地虔诚信教则少之又少。这些社会中坚力量的塌陷让中国宗教思想的传播格局形成了饶有趣味的漏斗状：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君王们与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民众罕见地趋向于追求信仰，而联系两者的文人们大多则把过于形而上的佛道弃之不用，文人放松精神的副产品笔记小说中多的是对“秃驴”的冷嘲热讽。无神论思想在中国从来都没冷过，这不是说皇帝与老百姓在宗教上的觉悟要高于经纶满腹的学者们，而是佛教在一切都能“汉化”的中国派生出它因果报应的一面，这是高高在上的心虚皇帝与低头做人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但文人不愿意那么看，佛教形而上的“报应”离读书人太远太远。孔老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是一条可靠的准绳，他的徒子徒孙们宁愿开个“维民所止”的玩笑也不违祖训。

韩愈并非一个迂而又迂的卫道士，韩文公绝不像后世的朱文公一般“泥古不化”，也深知为官处事的千般哲学。但他像每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士大夫一样关心天下兴亡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中国文人的可爱之处在于，出于善或伪善，在君王把国家当成私产却不能爱惜的情况下，在民众疲于应付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对政权兴替麻木的情况下，所谓“存亡之秋”站出来的都是本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文人们。在朝中一帮伪士大夫真投机政客对皇帝的头脑发热唯唯诺诺的时候，韩愈“诚惶诚恐”地站出来，提醒皇帝作为一个入世的统治者不可信奉“夷狄之一法”，本着儒家思想的继承发扬者的态度义无反顾地冒生命危险进谏。“诚惶诚恐”背后的一时激愤却犯了极大的忌讳，唐宪宗龙颜大怒：“愈曰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怪剌耶？”皇帝震怒之下意欲降之以极刑，经人说情才权且贬为潮州刺史。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他的名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句“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堪称文人进谏的绝佳心理写照，为后世反复传诵。

那么，韩愈究竟从哪里出发能够义正词严地反驳唐宪宗迎佛骨，以致皇帝欲杀也不得不有所顾忌，甚而后来在得到《潮州刺史谢上表》后，感悔说：“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分析韩文，主要观点和论据归纳主要有三点。开篇韩愈直刺唐宪宗的信佛心理——延年益寿——这也是每个皇帝信仰佛教的主要原因，显然宗教弥补了儒家一味关心“国家”不问鬼神的“缺陷”。每个皇帝都深切明白臣子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苍白无力，但每个皇帝都保留了内心中的蓬莱寻仙情结，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觉悟实乃共产主义式的进步。这个理念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原因存在较大的出入，虽然民间也有人追求长命百岁信仰宗教，但更多的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在冥间会不会遭受苦难。也许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像后世形容得那般“水深火热”，他们同样有理由追求生的享受。但根据常识我们也能懂得即便如今佛教团体的收入也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超度”，鲁迅笔下的水陆道场至少在广大农村依旧盛行，尤其对于腰带刚鼓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来说。中国人生前的“宗教消费”被算命先生分流了许多，一个很大的原因恐怕是单存烧柱香许个愿磕个头过于缥缈，与泥塑菩萨直接交流毕竟需要挺大耐心的。宗教一边许以帝王长生不老的空头支票，一边恫吓老百姓少行恶事多积阳德，符合了两方面的愿望。韩愈看问题是清醒的，尽管他的举例论证在后世人看来不尽科学，但雄辩的气度实在值得言者学习。借上古尧舜禹汤的长命百岁和后世皇帝的短命来打消唐宪宗的主意，万万不料皇帝把它看成了诅咒。顾颉刚先生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从这个史学史上的经典理论出发，我们应该承认在有限的认识条件下不能苛求韩愈做出更精准的辩解。况且在当时那个时代，上古圣人的权威性尚且毋庸置疑，在儒学作为国家官方主要学说的情况下自可理解为“公理”，在这一点看韩愈的论辩倒是根正苗红。

给皇帝找个台阶下是韩愈此次辟佛的方法论。他认为“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用先王遗训来引领皇帝打消敬佛的主意可谓绝妙不过，至少哪个中国皇帝都不会公开宣扬自己违背祖训，坚守祖训也是任何托古改制的借口，“尧舜禹汤”们总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吧。韩愈再次引用的成例牵涉出唐初另一场著名儒佛冲突，太史丞傅弈的论点与韩愈可谓孪生：“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新唐书》中傅弈的列传载：“帝善弈对，未及行，会传位止。”后来佛家的观点钻韩愈的空子认为也出自此，佛家认为高祖并未表态，只是傅弈一厢情愿的积极反佛，高祖不过过问了“沙门出家损益”罢了。此命题见仁见智。查阅相关史书，唐高祖对佛教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他的确没有明确反对佛教，但把佛教作为一种学说加以学习与保留。他多次亲自了解佛家与以傅弈为代表的经典儒家人士的辩论，但最终“下诏叙三教先后”则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老先，次孔，末释”。我们有注重排序的传统，老子姓李，唐朝是李家的，高祖上面的表态与其说是尊崇道教，不如说是光扬李姓。只有儒家思想作为久经两汉检验的正统观念才是高祖认可的正统思想，儒家被大部分统治者接受的原因多见著述，此处不赘言。韩愈捉摸宪宗心理提出了保留颜面的策略：“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可惜前文激愤太过，顽固皇帝无心往下细究了。

唐代是公认的中华民族洋洋王朝史中最具开放度和包容力的朝代。除了会昌灭佛被佛教界认为是佛教在华传播的厄运外，相比南北朝多次激烈的佛教与统治集团冲突，佛教在唐朝发展的确比前代顺畅得多。但以韩文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声音看出，博大如唐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存在压力，唐代的兼容并蓄也并非一句话说来那么简单。相比李贽等几个屈指可数的人们骂骂孔子就被讥为异端缉拿下狱的惨剧，文人公开反对佛教并不会承受多大来自道德家和思想界的责难。儒佛文化的交融初期以冲突的形式出现，不仅是官方，也有民间，也有文人集团作为第三方力量的牵掣。韩愈的第三个观点就围绕着夷狄之分的路线展开，似乎不禁让人回想起千年之后中国一些学究面对强势西方文明的论调。当然两者还是存在现实背景上的不同的，无比强盛的唐王朝有信心彰扬她的文明，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却多少显得底气不足，两者最终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此当后话。回头说韩愈，平心而论，第三个观点不得不让人觉得有些狗尾续貂，难以与前面大气磅礴的论辩相提并论，只是幽幽然发出“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包容心让人观点公允全面，狭隘的感情化呼告往往招致怀疑。韩文公在此为消极维护立场而情感化用事，不得不叫人遗憾。自然，也让佛教界有更多可驳之机，一篇《谏迎佛骨表》，惹来千古纷争。

韩愈的性格直率冒进，“无所畏避，操行坚正”。而与他并称“韩柳”的柳宗元对待佛教的态度则大为不同，代表了中国文人与佛教和解并借鉴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们对佛教的研究很少走向纯粹宗教信仰。柳宗元《送文畅序》谓“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上人之往也将统合儒释”，鲜明地亮出了儒释合流的观点，这是从思想意义上理解佛教的。相比韩文公的执著苦守，柳子厚富有预见性的看法的确高之一筹，他敏锐地觉察出佛教在汉化的过程中萌生出与儒家妥协的可能性。他的立场是儒家的，但他不拘拘儒家一统的理想，凭借广博的文化认知力深入研究了佛教。柳宗元制《南岳大明律师碑》对佛儒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自己精到的解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他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打破夷夏大防的魔咒，体现出一种平等与包容的文化心态，这是韩愈辈所局限的。他引用司马迁的观点来表达对佛教思想的接纳：“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认为佛教不过也是一种思想，不是什么妖魔鬼怪的异端。他注重从教义上理解佛教，从内在价值上肯定了佛教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在柳宗元心目中，佛教不仅不是“异端邪说”，甚至是与圣人之道等值的一种文化，这种观念被后世不是纯粹宗教信徒但积极烧香的帝王们接纳。作为孔孟信徒的柳宗元“礼佛”才更代表大唐文化的博大气度。

柳氏早卒于韩愈，一篇《祭柳子厚文》情真至切，在肯定他们友谊的同时要看到两者对待佛教态度上的差距。韩愈从维护政权统治思想的角度出发抑制佛教的出发点的确有益，但他没能认真地如子厚般研习佛教，一味主管排斥却是逆潮流而行了，在事实上抑制了统治基础的扩大与平民化。在佛教理论已经高度发达的唐朝，驳斥佛教已经很难单斥为神怪之说一笑了之了。孔老夫子另有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没有精力探讨死亡哲学的老人家把这个极富意味的问题抛给了后人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至少夫子是承认自己不懂死后之事的，但就因为这句话把他的想法理解为对死不感兴趣失之偏颇。我的理解是夫子尽管内心好奇生死之事，但由于伟大人物精神境界的专注，才把有限的时间放到仁义礼智这些触手可及的问题上。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能够解决人们无从知道而希望知道的问题。直到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因为科学没能探究到人类最本源的问题，宗教依然大有市场。中古、近古佛教盛行民间，并为帝王所用，中国的文人究竟该以什么态度面对，考验着他们的思想认知力。在此以后，柳宗元的思想观念逐渐成为主流，中国文人乐意与佛教展开各种接触，把钻研他们的思想作为雅事，并尽自己的兴致对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加以冷嘲热讽。“敬鬼神”，从哲学思想上认识佛道成为了一部分学人的追求。当然，真正的文人是不会毫无原则地沉迷其中的。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韩愈和贾谊似乎有类似的遭遇，他们的命运又被更多地归结于他们的性格。文人的性格实在是个好好书写的话题，但毕竟，善于接纳的中国人放下执著，佛教思想还是被“拿来”了。

 

 

2009.5.17~18

   以下内容属于极端口水。

    今日做车至北大红楼，因为据《新京报》前期报道北大红楼（即“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已修整完毕，对外开放。因为之前我曾试探过三次，两次外部墙面都搭了脚手架，显然在装修，最早的一次大概刚刚停止对外开放，已经有工程前期准备的迹象——我说这个是因为我去北大红楼不是随兴的，按照今日一位参观老者的言论，“这里是知识分子的天安门”，“天安门”论虽不甚恰当，而且“天安门”这个词语的政治符号味道太浓，但北大红楼在本人心中的地位还是可以以此言参照的。

    《新京报》的报道真实了一半，的确北大红楼对外开放并免费发放门票了，发放处的女士还询问我是不是学生（其实对任何个人免费开放，按该报的说法团体参观得预约），我还紧张兮兮地准备掏出学生证，她莞尔一笑制止了我的下一步动作。但很关键的是休整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可供人参观的一楼充溢着油漆味，很多角落有多余的白色涂料，这也罢，问题在于上面的楼层都尚未设展且在楼梯口放置意为游人止步的牌子（我不守规矩地上去发现实在没有必要，房间门都关着），另外一楼一个展厅工作人员正在讨论如何放置展品之类的问题，让我感觉自己下到了一个考古发掘现场的坑中。

    最让人气愤的是在关于銭鍾書先生的两处展品中（一为先生旧照，一为先生致宗白华信，疑似，遗忘，与本文旨意无大涉），注解上先生的名字都成了“钱鐘书”。半简半繁不提，这个“鐘”字就铸成大错了，印象中先生身前十分痛恨这个错误，多次纠正，不幸如今依旧存在。“钟”经简化，两意并存，但繁体字是两个字，“鐘”指报时器，就是现在名次钟表的用法。“锺”有类似动词的用法，表示专注，如“钟情”之“钟”原来的写法就是“锺”，万万不可为“鐘”，这是别字。现在又有“锺”的用法，这个字是作为简化字来看待的，所以写成“钱锺书”也差强人意，虽然先生若在世当不会满意，但毕竟符合简化字的使用规范。又有直接写成“钱钟书”的，这种写法回避了名字含义的问题，导致了歧义，也是不该提倡的。话说回来，最严重的错误是写成“鐘”，贻笑大方的。

    堂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而且是我等知识分子的精神圣地，出现这样的错误，实在让人扼腕长叹。

 

    心痛之事不提，现在简述下面的行程，均为步行，三联书店，踌躇再三未购书；于书店对面美术馆东街上的一家“永和大王”吃中饭，卤肉饭。后欲步行至南锣鼓巷，不得路，瞎走，过民政部、最高检、《求是》杂志社，解放军门岗，附近“民革”中央乃区区保安也。足力不济，于3点将至时欲打退堂鼓，忽然眼前正是，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锣鼓巷印象一般，无特别引人驻足之处，一些封面采用文革时期格调的笔记本以“创意”之名价格奇高。“创意”成产业，创意也不稀奇了，好几个店铺的“创意”产品都大同小异，典型如水管电灯、文革记事本。

    归，不得路，步行甚多时，过什刹海，无心观留，与右足将崩之际，达地铁站口。

《小团圆》，无团圆

除却出版商“3000万张迷翘首企盼”的噱头，也将小说情节与作者生平究竟几分相似存疑不论，单从文本角度阅读《小团圆》，得到的是直观而更“文学”的体验。

不可否认的是，这篇自传体小说比及以往之作更带有张的个人印记，以至于笔者阅读之时宁愿将之视为一部超长篇的散文。或者确切地说，此书更像是众多散文化片段烩成的一锅浓汤，五味俱全，叙述顺序更是繁芜交陈，实在考验读者的思维能力和空间转换水平。从情节上看，似乎故事找不到明显的高潮。幽淡的岁月在张笔下如河流淌过浅滩波澜不惊，继续验证作者本人幼时“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论。要之如男一号邵之雍的登场，在读者的期待下似乎也显些许猥琐，刚从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日军监牢里出来的他，“穿旧黑大衣，眉眼很英秀，国语说得有点像湖南话”，况且是“一个日军顾问荒木拿着手枪冲进看守所，才放出来的”，让人丝毫不觉有文姬（一说即为苏青）所谓“硬汉”形象。才女的爱情在文中一点也不轰轰烈烈，一开始就从言语间透出与之雍理念的矛盾，固然不可与《色戒》中那句已然脍炙人口的“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之激情与决绝相提并论，更无“心下轰然一声”的风流情结。然而作者并非借机对以胡兰成为原型的之雍冷嘲热讽，她在给小说第一读者宋琪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认为这是“最深知的材料”从而易于把握。就此而言，张对胡的印象恐怕的确不能简单以“低到尘埃里”断言，况且上面这个留传最广的张胡恋信物并无实证。

张爱玲最具争议的是她作品稀有“英雄”，借以英文区分略显清晰：她不设Hero（Heroine），只写Actor（Actress）。人物浓厚的生活化气息在倍受“挺张派”推崇的同时，畸形又阴晦的人物关系自然久经“倒张派”之诟病。在周作人等咸鱼翻身登堂入室的年代，张的作品似难进入任何一张“学生必读书榜”。当然，书商乐此不疲，争议成了添加码洋的利器，谁都没认真注意张本人极力呈现的荒景与凄凉与书市热门的矛盾。在《小团圆》中，张反复渲染的姿态实与前期作品相承，止庵先生赞之曰“巅峰之作”毫不过誉。贯穿首位的是“大考的早晨”这般“惨淡”、“恐怖”的氛围，对此我们无需牵强索隐，借此理解张氏的心理状态即可。对色彩极为敏感的作者晚年爱孤自在公寓里看电视，在《小团圆》里表现的就是心理状态影像化的增强，加上具有蒙太奇意味的结构使之更接近剧本。不过张擅长讲抽象的心理活动化为具象的比喻，而导演们在把它们表现出来的技巧与其说拙劣，不如说无能为力，影像无法替代出色的文本也由于斯。

《小团圆》，无团圆。尽管张终生对外保持倔强独立于世的一面，她生命后期最重要的作平难道没透露出对自身的无奈？她甚至不避讳“考试的梦倒是常做，总是噩梦”，黯淡了青年时期才情傲人的人字，更如一位老太太唠唠叨叨地“闲话说玄宗”。幼年父母离异，青年夫弃母绝，晚年远离乡土，张外表的云淡烟轻终究无能包裹命运之悲哀。她并不是挣扎的，她是一株躲进阴影里的老藤，光照不到的地方，能长到哪儿就长到哪儿。生命中有无数擦肩而过，但没有一次赚得一眼终世回眸。

读张爱玲，你不欢喜，我也不欢喜，但还是读了。就用这句来体会《小团圆》感味吧。

 

极品书虫不会把小资情调浓厚的咖啡屋当作浪漫，宁可面朝满架旧书，拍拍书背上的灰也是好的。他们鄙夷那些故作深沉将女友约到书吧的男人，认为书吧里的商业杂志与有限的白领阅读物不过是咖啡气味浮满到纸张上的垃圾。书虫们孜孜不倦地与一任任不懂读书的年轻姑娘分手，如果出现相反的结局，即公书虫遇见母书虫，或许双方都会自以为幸福一辈子。有谁说得清楚呢？不会炒菜的老婆建议丈夫：“亲爱的，我刚听说图书馆对街新开了一家快餐店，要不咱们要那儿吃饭？”身为资深书蠹丈夫自然品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欣然应允，旁人眼中简陋的家庭生活在书虫夫妇心目中宛如伊甸园里的日子。

书虫对书籍的判断近乎警犬嗅探毒品的灵敏：装帧、纸型、出版社、字体乃至书真正的味道都会影响他们对手中猎物的评价。在大卖场书店里叫卖超级畅销书的店员店想必无法理解书虫不经意间瞥见塑封大开本封面花里花哨的玩意儿的心情，这好比美妙的除夕晚餐上突然咬到一口发臭的鲫鱼一样可恶。大卖场摩肩接踵的书市消费“中坚力量”也是少数派书虫舍弃那里的原因，清高的他们厌恶挑选教辅书和商业宝典的男人女人们。相比之下他们趋向于摸到远离CBD的一张不起眼招牌下，推开吱吱作响的玻璃门，脚踏木板楼梯创造可爱的咚咚声，似乎向内中老板与读友宣告自己再度光临，这便是“二楼书店”或是“地下书局”们的魅力所在。不管大卖场挂出多高的折扣，力挺小书店的反对派我行我素，不由让人感慨文化与资本的确是两码事。

图书馆是绝大多数寒酸书虫乐意安家的好地方，除非已成为诸如李敖之流的读书大佬，否则免费又丰盛的午餐还是接受为好。可惜书虫们的挑剔是久治不愈之顽疾，这可苦了图书馆馆长与他手下的员工了。书虫抱怨阅读灯光过于刺眼，书家摆放不合心意，阅览室座椅为何不是木制的，乃至提出可否将窗帘的长度削减5厘米之类稀奇古怪的要求。不过对于图书馆通常面临的借期及逾期罚金的问题，书虫们倒一律毫无异议。但是有哪位图书馆长能想到自己辖下的某本书被人用抽水马桶上面的时间消化呢？

书虫从觅书中获得超众的价值取向与操守标准，思想独立但遵守普世价值，并且未必将读书作为职业，这点即便是为书所误的老学究也难以企及。他们活泼而不逾越，敏锐而不擅言，谈到拿什么可以替代下午茶时，得到的回答总是：“嗨，新出的那本美食散文集如何？”

问：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什么时候觉得身边的经济状况变糟了？

答：对我来说，我感觉人们从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就谈论这件事了，首先，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证券市场关闭了几天，他们害怕被摧毁，经济状况受到了一点打击，不过它的确有所回复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以前更好了。

问：不过这的确只是恐怖分子制造的事故啊？

答：但是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很关键的时刻，美国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强不可摧的，事实正是如此。对我们...

    随笔主义者最大的毛病无疑就是慵懒，随笔主义者自矜于自己的眼高手低，绝望地陷入对高人的崇拜，而自己无能为力地挤出认为尚且得过且过的残余牙膏。

    当阅读成为了一种需求，写作成为了束之高阁的儿时小技，那么我该如何形容自己呢？心思郁结的时候，文字却不同于儿时的舒畅，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