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围城

2009年5月25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朝鲜半岛局势达到近年来的冰点。众所周知，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问题和近年来凸现的朝鲜核问题是冷战的遗留物之一，但是在当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时代背景下，朝鲜核问题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本文主要结合朝鲜政策探讨朝鲜在朝核问题中所表现的国家心态，加上了许多笔者个人的感性化见解，作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学习的一点体会，观点纯属一家之见。

一般认为朝鲜核问题是大国角力的产物，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未必赞同。事实上上朝鲜一直认为自己应当在半岛局势中起到主导作用。朝鲜两次核试验，笔者认为就是折射了朝鲜期待在国际舞台上掌握更多话语权的努力，朝鲜不甘心因为半岛和平的潮流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边缘化。换言之，在朝鲜无论是“发射卫星”还是核试验，都不妨形容为史上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最大一场“做秀”。稍有理智的人们都知道，冷战结束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和平已成主要潮流，况且朝鲜如此特殊的地缘特征让金正日最大的假想敌美国都难免投鼠忌器。国家利益至上的美国决不会冒巨大风险无缘无故对朝鲜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俄作为朝鲜事实上的保护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执政时期积极推动半岛南北和解，他的外交政策甚至一直被反对力量批评为“软弱”。至于隔海相望的日本并没有在朝鲜半岛争取自身利益的意图，日本始终关心的是朝鲜一系列行动是否威胁到自身安全，作为朝鲜假想敌美国传统盟友的日本插手朝核问题自然容易被人理解。

此次朝鲜核试验摆出了与全世界为敌的姿态，不夸张地说成为了上演了一场影响东亚和平的闹剧。朝鲜一直认为自己国家受到了莫大委屈，大概无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老论调，实则是冷战思维表征下朝鲜不健全政治制度在对外政策的反应。毋庸置疑，朝鲜资源贫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依靠联合国以及以中、韩为主的周边国家的经济支援维系国家正常运转。一些大国出于地缘政治的斗争可能关注朝鲜的未来走向，但决非希望在朝鲜本土获得自己的国家利益。说句大白话，朝鲜没有伊拉克的石油。在金正日独裁统治下的朝鲜并没有学习先进经验走对外开放，根据自身特色发展经济的路子。朝鲜一直利用政治宣传和军事手段巩固家族统治，这不难让中国人联想到“文革”时期个人崇拜盛行的错误思潮。朝鲜全民皆兵，一套斗争哲学无非是对中国老路的照搬照抄。在国家意志或者说领袖意志无限放大的朝鲜，普通老百姓的权利被缩小到最低。强大的宣传攻势让民众反复“洗脑”，可想而知绝大多数朝鲜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朝鲜对外实行了一系列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同样出于小国眼球经济的心态，一系列动作力图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大的权益。最近一场事件让朝鲜再次赚足世人眼球，朝鲜方面称两名美国女记者犯有“敌视朝鲜民族罪”和“非法入境罪”，决定分别判处两人12年劳动教化徒刑，联想到久未解决的朝鲜“绑架日本人质案”，不禁让人啼笑皆非。立有评论人士指出，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美韩军队的调遣，不会不对朝鲜产生一定的威慑力，况且朝鲜的经济根本不可能支撑得起一场战争，于是用抓捕美国记者的方式，将焦点从军事转向民事。无论朝鲜动作表现如何，其实质就是通过制造恐怖的方式引起国际社会的主义，在之前这种弱者的恐怖会被理解为穷困的申述，而在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朝鲜的一系列做法顶多被认为“悲情主义”。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朝鲜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的根源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号称社会主义的朝鲜实质却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变身。目前由于身体状况不佳的金正日接班人选择问题牵动周边国家的神经，外界都知道接班人的政策将对朝鲜未来走向产生质的影响。关于金正日死亡的传言多年未息，每年都会不同版本的形式出现在各国报纸，一个具有正常政治制度的国家不会因领导人一人的身亡产生政局动荡。不妨看看南方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自杀一时成为关注热点，然而韩国国内对待此事件的表示多出于哀悼和惋惜，有关方面停止了对卢本人涉贿案件的调查，一些人担心的韩国政局可能发生的动荡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显迹象。回观朝鲜，自朝政府闪烁其词一番后不再否认金日成幼子金正云成为接班人后，一些关于金日成长子可能流亡之类的传闻也随之产生。真实与否不论，这种兄弟掌权兄长逃亡的故事在中国的春秋战国年代就多了去了，同样春秋战国也是个“家天下”的政治制度，所谓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有几番先进实在不得不让人怀疑。

实事求是而言，朝鲜是小国，在很长时间曾是中华帝国的附庸国，历史上也有多个时期被中国直接掌控过，近如袁世凯在朝鲜的发家史。时过境迁，中国早就不是唯我独尊的傲慢巨龙，逐渐成熟的中国也不再以藩属心态看待邻近小国。但朝鲜自身在实现独立后的表现实在不让人叹息，朝鲜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极不成熟的角色，被美国视为流氓国家也好，恐怖主义国家也好，都并非“美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意识形态具有双方性，而且早有历史证明了号称与某某帝国主义国家斗争的结果是固步自封。中国不是一个具有斗争传统的国家，因此在徘徊了一段时间后一步步走出了实事求是的路子。朝鲜缺乏如同中国一般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更没有中国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能奠定的独立基础。朝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始终脱离国际社会，以强调意识形态斗争为手段巩固封闭的独裁统治，笔者只有叹息作为中华文化圈一分子的朝鲜发展的道路上仍是个小弟弟，为之奈何！

也致08级新闻学院同胞书（有关中国古代文学课以及郑志良老师的山寨版）

标题是现成的，不久前作者刚发上来，正巧被区区看见，另加了个“也”字，以示不同。本着所谓新闻人和人大校训实事求是的要求，本人有些话实在不得不说出来，免得影响未来的预期寿命，如果有哪位高人觉得有冒犯之处，自可通过认为合适的渠道商榷，除了对区区的人身攻击，一切争鸣乐于笑纳。

本文“母文”开首曰“郑老师莫名其妙地扬长而去，留下了面面相觑而又无助的我们”，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一、郑老师是否莫名其妙地离去，认真听过课的同学都应该明白他刚刚讲完了陆游，然后宣布下课，提前了10分钟是事实，我不知道学校规定这是否属于严重的教师失职，但说是莫名其妙区区实在不懂。郑老师认为有学生快下课了才来，然后发了一通脾气，据我观察当时学生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辩解，如果默认了话，那么学生翘课、迟到是不是属于严重的违纪？二、“考试的全部范围到底是什么？我们云里雾里”。区区虽不才，但看过郑老师的讲义，虽然不能说很高明很创新，但是大致的轮廓和内容也算是有的，说是“云里雾里”就让鄙人搞不明白了。鄙人不才，很难说在最终的考试结果中拿到个优秀什么的，但还是知道要考什么，也觉得要考的东西凭良心说既不难也不过分。

刘同学替民请命，认为咱们同学有成为“暴政之下的牺牲品”的危险，读过之后区区也不禁毛骨悚然。又有“面对暴君，我们一忍再忍，如今已忍无可忍。”感情充沛，比喻形象，夸张有力。郑老师职称不高，一讲师而已，上了一学期课居然荣升为“暴君”了，是不是我作为学生该表示一下恭喜呢？又有请愿书的说法，我看签名也麻烦，不如学学文革的前辈们，找个咱们院文笔好有感情的比如刘君，贴个大字报，知二知五楼下免不了，有胆子大的同学不妨贴到文学院去。自然，区区只会吆喝，但是畏惧于刘老师的师道尊严的。区区身体素质一般，要论武斗自然不行，思想又偏右，估计在文革时也是反革命了。革命力量经久不息，区区思想落后不免要说风凉话，刘同学等提出要使用“集体名义”，好一个集体，我看是“集体挟持民意”。

“我们将问题与矛盾公开出来，并不是想让问题与矛盾激化。我们怀着诚意，希望问题与矛盾得到妥善解决。当然，我们并不奢求郑老师能在几天之内转变对待我们的态度，也并不奢求郑老师能摒弃用主观情绪左右成绩的念头。期末考试已迫在眉睫，我们只希望尽快得到一堂正式的复习课、一套完整的复习资料、一位对同学们没有成见的老师、一场公平正义的考试以及一个真实可信的成绩。”

这段话笔者还是在一点上欣赏刘君的，敢于把问题和矛盾公开出来，有我党旧风——“优良传统”，刘同学好像不是党员，要找介绍人区区第一个举手（当然自作多情了）。是的，矛盾遮着掩着不舒服，民主的前提也是要暴露矛盾嘛。刘同学“代表我们”提出的要求看起来也毫不过分，“一堂正式的复习课”——区区一学期听完全部课发现每个老师都没有“一堂正式的复习课”，是不是还是一次性解决矛盾的好？“一套完整的复习资料”，区区的U盘里自以为还是有一套完整的复习资料的，如果“我们”有承蒙不弃的，乐于笑纳，这个可以私下谈，但要说明大概每个班的公邮里都有，不过我合并了一下文档。“以为对同学们没有成见的老师”，什么叫成见？百度百科解释：定见，指对人或事物所抱的固定不变的看法。郑老师在上课过程中反复提出从前对新闻专业学生的一些良好印象，他抱怨课堂大上课人数多有良知的学生都应该赞同，如果说他有“成见”，那是不幸地对区区这届的新闻学院学生有成见，刘君不妨考证一下是否有刘老师的主观臆测，比如觉得我们这届同学相貌不好之类初次见面就会产生的“恶感”。

有刘同学这样的“仁人志士“发出“水深火热中的我们不得不发起的一次请愿运动”的号召，笔者实在想到我们五四青年的优良传统，也为青年革命的事业后继有人而窃喜。“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夺取运动的最终胜利！”新华社、人民日报也后继有人了吧。

区区还要说的是，郑老师提出的“挂科”的“威胁”的确是惊世骇俗，当然“骇”的是大学里乡愿风之俗。“仁人志士”们不妨查查学生手册之类的玩意儿，看看翘了多少课可以按学校规定“挂科”，还有教务处有没有规定一个老师给成绩相对于“优秀率30%”之类的“挂科率”限制。当然，借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是“潜规则”，上至纪校长，下至“仁人志士”们都不愿看到一片惨红的成绩，区区也不愿意，所以区区争取每次上课，尽管由于各种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区区的生理限制让我上课打瞌睡。

最后，如果区区成为“暴政之下的牺牲品”，表个态，也“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形而上学补记

1、  笛卡尔提出了“天赋观念”的说法，来阐述“第一原理”，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称之为公理。但黑格尔看不起欧氏几何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认为所谓“不证自明”是武断的假设，而趋向于哲学作为最高的科学其自身是不能再有前提的，所以它自己证明自己。他提出“主体即实体”，企图恢复实体与自然表现的同一性。黑格尔认为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参与了“绝对”实体的生成过程，那么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哲学家对自然的认识绕了个“形而上学”的圈子又回到了“经验”？

2、  创造辩证法的黑格尔果然灵活，他认为辩证法与认识论和本体论是同一的，哲学的目的是认识绝对。他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对整个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然而他提出了这个庞大的概念，“绝对”的认识又如何进行呢？

3、  黑格尔巧妙地化解了“形而上学”，这是不是用另一种形式对它否定呢？

4、  科学究竟是理性的还是经验的？

5、  休谟的经验论看来还是有些味道。康德的先验论到底抛开了形而上学，前人可爱的思维游戏随之土崩瓦解，能不能说这是礼崩乐坏了？

2009.6.9 11：05

古希腊哲学形而上学笔记思索

我知道此生我是无缘成为哲学家了，因此甘当贻笑大方的危险，复习西方哲学，记录一下自己的浅薄之见，因非入门人士，我的想法都是以问题形式提出，望贤人指教。

 1、 巴门尼德认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他认为感觉经验的食物只是意见的对象，即“非存在”。但他又认为凡是能够被思想和述说的就是“存在”，然而经验事物通常是人类思想和述说的主体，即人的思想和述说也是经验的，是否与前论矛盾？

2、 西哲人似乎一条筋，让从小沐浴在“辩证法”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关于“美”的争论就让我觉得苏氏有点耍无赖。美本是个人感觉的心理反应，中国民谚“情人眼里出西施”区区万分认同。苏格拉底执于追求美的普遍概念，我们，“美”真有普遍定义么？

3、 柏拉图为师傅的理论加了一套曲折的回复，他认为“分有”和“摹仿”派生事物，那么即如“美”，“美女”和“英雄”是美的“分有”，还是没有明确给“美”下个理念化的定义，顶多把经验领域包容到他们的理论体系而不再完全割裂。

4、 形而上学的地位由亚里士多德确立，他似乎直接甩开了“经验”事物的累赘，轻装上路。可在下愚看来无异于掩耳盗铃。亚氏提出了“十范畴论”，但是其中的“实体“在我看来就是绕不过的坎。究竟是“实体”为大，还是“存在”为大，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认识“实体”更直观，“存在”是以实体为前提的，即便是观念中的“存在”自然也有一番观念中的“实体”。当然，我的观念是形而下的。

2009．6．9 0：25写毕

参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智慧》

旧时人物常言落叶归根，借以言老来思乡，又多有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意味。我是江南人，晓得若不是一阵强台风袭来，或者好事少年攀到树上摇晃之类的飞来横祸，好端端长在枝头的绿叶不见得归根，硬要签出一番银汉迢迢暗渡的恩怨则未免做作。归根之也多为枯黄老叶，自有定论，绿叶对根的情意，也自在遥望不及的意境中。况且细究起来，绿叶兀自面朝阳光雨露背对大地深根，这点儿情意也是小姑娘一样羞答答的，绝无老朽之叶的坦荡。

自公元2008年6月7日至今整一年，那年初夏的考卷自决定了我的去向，京城居留已近一年。尽管自诩客居的我爱把背井离乡挂在嘴边上，时不时感慨些小文人多见的怀乡欲，却也知道京城将是一生的长留之地，如果不敢说“常留之地”的话，只因为对未来的判力非个人所及。根在故乡，叶长在北京，况且叶色尚属新绿罢，这般欲说还休的心态也只有青年学生道得出，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吾乡人“四明狂客”是说不明白的。

陶然亭的雪能否比及湖心亭，什刹海的绿波怎比西子湖的夏荷，四库全书里有多大天一阁的贡献，金碧辉煌的太和殿与青砖绿瓦的马头墙又是如何？江南士人历代赴京为官不少，自有科举始，浙人就占进士榜的多数，前辈的文章恐必我有说服力得多。即近如周作人公，也有欣赏故乡的野菜的能耐，我吃过的野菜肯定是没周公多的。他大哥写的一家未必具名的小酒肆成为一方文化地标，可我也不很欣赏咸亨的臭豆腐，它是放在碟子里用筷夹吃的，质地较松软，与我熟悉的串在竹签上的炸臭油豆腐还是挺不一样，一口一个咬下来多少有些成就感。江南人隔座山便爱内讧，在我看来宁波人与苏州人彼此瞧不起对方饭菜天经地义。即论语音，也有对吾乡颇不利的“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之民谚，苏州话是典型的吴侬软语，宁波话“贼骨铁硬”。上句大概是促狭的上海人总结出来的，他们常忘记除了苏州，自己也多是“宁波乡下人”的后代。

论吃。北京则是北方民族的大杂烩，至少华北平原各省份都能在北京的小吃摊上找到点文化认同，譬如他们的语音。由于“首善之都”的地缘优势，“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北京人，北京话稍加改装就成了“普通话”或“国语”，北京的天安门是中国的标志与沧桑，就连“京骂”与“国骂”究竟有何区别谁也说不清，然京剧被尊为“国剧”自确凿无疑，从这点看来吾乡无论越剧还是甬剧都休妄想。京城的风韵，不单由于它的风土人情。我绝无贬低皇城百姓的意思，甚至区区在法律意义而言也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管辖。但是去掉一个“京”，它是否还能像茴香豆一样越嚼越有味，或能否像同属华北的山东小城曲阜一般光泽后世，实在该打个问号。二千多年前，这块地方叫“燕”，有个太子曾筹划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谋杀案，北京人自然不提当年未遂的结局了。

城头变换大王旗。建都千年，京城的“城”在五十多年前应领袖的朴素愿望倒了，五十多年后又立起了一坨“巢”啊“蛋”啊乃至“大裤衩”之类不雅的名号。如果说历史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京城就是姑娘的脸，外表的光鲜难掩底下久经折腾的沧桑，那不过是随便哪个人物都能修剪的树枝罢了。中国文化的面子在这儿，五脏六腑却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断桥残雪、寒山晚钟，那是中国的根。

那也是我的根。

2009.6.7

又，此作若放之高考考场离题无疑。

琐记，读书，抄书，高校大跃进。欲读诗

乱翻书，勉力完成一份社会学作业，倒也洋洋洒洒近五千篇幅，扯淡文字。整理完“毛特”资料，到图书馆新书室觅得张鸣老师的《姑妄集》，多是读书笔记，行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也有一番个人记忆，尚未读完。我关注的是书中一组名为“品评教育”的文章。实在说来近年来骂教育成为了论家热衷的时髦货，人人皆骂，承担的后果比骂中宣部那是轻多了。教育部的政令却依然我行我素下发，而且命令岂止出京城，四维之地皆通，大抵教育部工作的覆盖面也广，管事最多。然读张文，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细究便生发酣畅淋漓之感。评论教育，现今掺和人多，占大头的竟是庐山外人。教育是全民事业，外行人指手画脚未尝不可，但象牙塔中人的个中体会是决不能被忽视的，愚以为教师与学生还是对这个话题最有发言权，张师之文切中时弊，是圈外人士体会不到的。

有心者不妨拿来细读，我作为后辈空吆喝无用，溢美之词我也不惯用，对张师加上不明就里的指责也恐贻笑大方之家。在此不如断章取义一番，抄几句“带劲”的，都出自张鸣《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推测写作年代当于2007年之后。

“严格地说，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求真务实、自由探索、社会担当等国际通行的品格，实际上即使在高教大跃进之前，大学中人也没有共识。但是，至少那时还作为精英教育的大学，多少还存在一些普遍的道义感，对社会也有某种责任感。然而大跃进无情地颇坏了这一切。”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大学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干部管老师务必使之奴才化，要的就是听话。而这种奴才管理，转化到学生那里，则变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双管齐下，结果使桀骜者变成了愤青，温顺者变成了下一代的奴才。”

“这样的大学教学培养，既不能教会学生做人，也不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质。见过太多这样的学生，四年学下来，什么都不知道，只学会了上网、K歌、谈恋爱。最严重的问题是，毕业生严重缺乏责任心，这是令用人单位普遍头痛的问题。”

张鸣本为政治学教授，但其关注时风不限本学科，前时在《南方周末》专栏读来有味，但因故官厅。《姑妄集》取其精华，多个人印记。张师有旧年教授古风！

夜至万圣书园，觅新书，终见久盼之宗璞先生《西征记》，数年磨砺之作，徘徊许久未购，冀待北归之书问世一并购置。几年前读冯先生《南渡记》、《东藏记》，文字典雅洗练，有古风韵味，印象深刻。（自修室保安与一男子争执，保安欲驱其出，该男子不从，僵持中。推闪已久，该男出，观其面色赤红，着下等西服，年岁不小，当非本校学生，形容不整。然保安解释“谁让你天天老来，假装知识分子”之语亦有不得体处，全场哄然，余思绪打断。）回到宗璞，希望先生《野葫芦引》四部早日出齐，并遥祝先生安康。

购六月《万象》杂志，《万象》几年陈乐民先生，遗墨追述云云。又翻几天之前所购《读书》，深感读书文雅，《万象》山野，各得其趣。然不才浅薄之人更易读《万象》，《读书》实须细嚼慢咽。

又购《芒克的诗》，人文社“蓝星诗库”，未及细读。只在书店翻来，有诗趣。便购之。

不觉，时过凌晨了。

夜读诗。

今日高考时，遥忆一年前，恍如隔世，又有光阴飞梭之感，生命如同一条指数曲线。祝近年高考生顺利。

写毕于2009年6月7日

0：10

去年高考时

本是住校生，高考前几天搬回家去住了，说来是为了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学校宿舍不开空调，挤的人又多，没想到后来聪明反被聪明误。6月6日晚上，不知是因为家里的粽粑床太舒服了呢，还是因为中午又睡了个长觉，总之是十点不到上床后大脑特别清醒，简直是将最佳的临考状态提前了一晚。起初钻进脑袋的是刚温习的唐诗宋词，一时间思想如千军万马杀过李太白杜子美苏东坡秦少游……古典名著横扫一通，亢奋写作欲被前辈大师轻轻点拨，文思如泉涌，一个个臆想中的作文题作为我的假想敌“各个击破”。小小自嘲一下，不得不承认当晚我高速运转飞如闪电的大脑实在有成为高考状元的潜力，只是幸运女神擦肩而过十二个小时罢了。我的神经中枢到午夜才闲下来关注睡眠问题，这与它几天前的本意背道而驰，由此可见许诺往往是靠不住的，自己的身体器官也概莫能外。怎奈身体各部门也爱吵架，过了时辰闹别扭，起身如厕后，躺下翻来覆去，手脚不听大脑指挥，不安分地乱动。好不容易四肢与脑子都累歇了，迷迷糊糊一阵子，天亮了，2008年的高考即将开场。

早餐极科学，麦片鸡蛋加糕点。去年高考日第二天正是端午节，但我这两天咬咬牙狠下心压根没去想粽子——不易消化。进入高考状态从嘴巴做起，这是前人多年教导的警世通言。考试文具前日下午早就准备妥贴，所有用品备两套，关键如2B铅笔多多益善，记得当时我少说也备了5支。坐上家附近一所学校的专车直赴母校考点——一切安排得水到渠成，前有呼啸警车开道，后有陪考小车追随。车上人都感觉这种待遇一生估计也享受不了几次，因此车厢显得特安静，全然没有十八九岁少年常有的叽叽喳喳，可能大家都用心体验“国宝级”的待遇吧。

赶到备考室见到几天没见的同班同学，免不了与坚持住校的他们交流体会。令我感到沮丧的是大多同学声称休息甚好，尽管我自恃高度紧张的神经是不在乎一夜不良睡眠的，但事实印证了我头场语文很是吃了点亏。进考场听完音乐，还有一番语气古板让人表达力后退二十年的考纪训令，然后才是监考员发卷。我强打精神依照指令填涂完考号姓名开始阅卷，就明显感受到大脑的消极怠工。有谁细心注意到那天考场一个哈欠连连的可疑分子，那就是我了。阅读理解的语句像半空中漂移的风筝，稀里糊涂瞎答一气。去年的作文命题要求感悟城市或乡村，这个覆盖面广的题目顿时让平日以为作文无碍的我傻了眼，大段大段空发感慨，却没能从细节着眼描述事实。

好在当时我的心态调整极快，交卷出来穿过堪称浩荡的陪考大军直赴餐厅，也没细究语文的结果了。中午赶紧到寝室补个午觉，天阴下来，一场阵雨将上午疲惫一扫而尽。下午是同学们一向内心恐惧的数学，其实我深为数学科代表也没能例外。尽管我省的文科数学卷一贯被理科生讥为“小菜一碟”，但身为庐山中人的我丝毫不敢轻视，所幸当日发挥尚好。高考像是缓缓展开的折扇，之前的紧张逐渐被精彩替代。那天晚上睡得不错，补偿了前一天的亏损。第二天文科综合与英语渐入佳境。不过刚找到点应考节奏，最后一门的结束铃就响了。监考员依旧沉默地收卷，但大家都明白气氛明显不同了。很快楼下传来第一声欢呼，当我走出考场的时候，教学楼前的广场俨然一个狂欢的海洋，无论胜利还是失败，大家都放肆尖叫，盖过了响彻校园的音乐。

“放榜”那天我自然没闲着，不断刷新查分网页，众所周知前几分钟查分系统几乎沦为瘫痪。后来我打电话查到自己的成绩：浙江省166名，与曾经的期待有所差距吧，几分失望，也几分庆幸。十二年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就此杀出。

高二那年我们话最多

二时寐，五时惊觉，噩梦过，如厕后，思寻乐事以冀抵噩。百无聊赖，忆起陈年往事，辗转竟不复入眠，于迷糊清醒之间，记之。

高二那年我们话最多

你我的座位隔条小河

河那头的歌声漂到河这头呵

我的钢笔像打结的球鞋带

哗啦啦的墨迹可以开马车

高二那年我们话最多

老师的抗议蚊子的蜇

赶不跑语文课的你应我和

嬉哈哈的玩笑一飘而过

留下年少的轻狂与安澈

高二那年我们话最多

图书馆的情书夹进页码里

还有杨柳树把她的口哨丢过河

最简单的心事

不简单的——热

高二那年我们话最多

你的手指戳到我脊背上

还当是文君的琴爱上相如的诗歌

琴去了诗散了

是否找得到我们的课桌

高二那年我们话最多

过了高二就什么话也没了

淅沥沥的夏雨

白茫茫的针林

你追你的树叶哟

我在大风里骑车

写完发现，又怨又惊，何为乐？无韵无理，何为诗？回头想来，自己的确好久没“写诗”了，或许本来就不曾会过。又想起，你下个月就生日了，提前一句：生日快乐！（嘿，压e韵）。

2009.5.30凌晨

第三方该不该介入医患关系？

新医改方案千呼万唤始出来，舆论对此方案争论喋喋不休，在各方利益博弈下的新方案依旧多有语焉不详处，将方案落实到具体政策并无确切规划。近日一名纽约医生的独特做法给我们提供了理顺医患关系的新思路，据5月24日《新京报》报道：纽约AMG医疗集团主席约翰·穆尼开创“慈善医保”计划，力图构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生）和消费者（病人）之间的直接联系，摒弃无关的中间商和机构管理费用，使患者的医疗开支达到最低。这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医生强调“这不是医疗保险”，并声称并非“一个人在战斗”。

相比中国民众期盼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的愿望，美国人似乎更依赖商业医疗保险，而以政府针对贫穷人口的医保作为辅助。这种模式暴露的问题是一些公民既付不起商业医疗保险费用，但又无权享受政府为穷人设置的医保。当然这种模式在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全民医保”是本轮医改方案打出的最响亮旗帜。各种消息也从卫生部与相关职能部门传出，比如大学生取消公费医疗，取消事业单位人员医保特权等。外表不那么“资本主义”的中国医保长期纠结的实质是特权机制背后隐藏的商业利益。中国医疗体系最可怕的事情就在于利益披着权力钢甲战无不克，患者的利益被这辆怪兽战车一碾而过。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利益集团成为医改障碍制造者，期待短时间出台公众满意的医保政策无异于与虎谋皮。

政府无法解决的事情，允不允许老百姓自己解决？笔者认为如果政府无法换取民众的信任，民众有理由撇开政府独立捍卫自己的健康权。前不久，位于京郊的尿毒症患者组建“自助透析室”事件庄严地为患者自救开了个头。笔者不理解有关部门为何忍心将私人透析机收缴，患者无法承担高昂的医院透析费用，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命独立解决有何不可？私人透析机并没有用于营利目的，相反是公立医院们给人贪得无厌的感觉。那些认为患者求医标准过高的医疗专家们，是不是怀疑广大中国病人的集体智商？看看那些接受二手透析机的患者，难道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求医标准过高”？幸运的是那些患者经过媒体集中报道，最终拥有了接受正规治疗的机会，在政府主导下医患关系得到了妥协，但是还有多少类似“地下透析室”的现象在华夏大地上存在依旧是个不得人知的数字。

在享受公务员医保的人们身居庙堂依旧对医改方案磨嘴皮的时候，经受病痛折磨却无力接受良好治疗的患者等不住了。笔者期待类同这位纽约医生的人物能够在中国出现，向病人主动伸出解决医患矛盾的橄榄枝。大家心知肚明，医患关系紧张绝不简单是医生与患者的矛盾，为了让矛盾简单化促进解决，何不考虑撇开政府走双方路线？在政府无力迅速推出合理政策之前，发动社会力量尤其是医疗系统内部的力量不失为燃煤之策。患者希望的无非是政府能把纳税吐出来用在刀刃上，如果现实条件无法达到需求，求菩萨不如求己，也不如求提供服务的医疗者。毕竟，期待白衣天使的施舍显得更直接可靠。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中国文人性格与佛教理念的矛盾与妥协

佛教思想从来没能把中国的士大夫完全征服过，除了诸如南北朝等短暂时期，中国少有全民信教的年代，遑论发展出健全的宗教社会。历朝历代掌握话语权的人们似乎很不愿承认自己属意何种宗教，很难想像每个拥有政府实权的高官认真诵读佛经，“见花献佛”成为了佛教在中国的尴尬写照。中国文人或许乐意探讨宗教艺术与宗教哲学，借此深入研究或附庸风雅，但类同中世纪时期西方知识分子一般毫无保留地虔诚信教则少之又少。这些社会中坚力量的塌陷让中国宗教思想的传播格局形成了饶有趣味的漏斗状：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君王们与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民众罕见地趋向于追求信仰，而联系两者的文人们大多则把过于形而上的佛道弃之不用，文人放松精神的副产品笔记小说中多的是对“秃驴”的冷嘲热讽。无神论思想在中国从来都没冷过，这不是说皇帝与老百姓在宗教上的觉悟要高于经纶满腹的学者们，而是佛教在一切都能“汉化”的中国派生出它因果报应的一面，这是高高在上的心虚皇帝与低头做人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但文人不愿意那么看，佛教形而上的“报应”离读书人太远太远。孔老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是一条可靠的准绳，他的徒子徒孙们宁愿开个“维民所止”的玩笑也不违祖训。

韩愈并非一个迂而又迂的卫道士，韩文公绝不像后世的朱文公一般“泥古不化”，也深知为官处事的千般哲学。但他像每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士大夫一样关心天下兴亡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中国文人的可爱之处在于，出于善或伪善，在君王把国家当成私产却不能爱惜的情况下，在民众疲于应付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对政权兴替麻木的情况下，所谓“存亡之秋”站出来的都是本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文人们。在朝中一帮伪士大夫真投机政客对皇帝的头脑发热唯唯诺诺的时候，韩愈“诚惶诚恐”地站出来，提醒皇帝作为一个入世的统治者不可信奉“夷狄之一法”，本着儒家思想的继承发扬者的态度义无反顾地冒生命危险进谏。“诚惶诚恐”背后的一时激愤却犯了极大的忌讳，唐宪宗龙颜大怒：“愈曰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怪剌耶？”皇帝震怒之下意欲降之以极刑，经人说情才权且贬为潮州刺史。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他的名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句“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堪称文人进谏的绝佳心理写照，为后世反复传诵。

那么，韩愈究竟从哪里出发能够义正词严地反驳唐宪宗迎佛骨，以致皇帝欲杀也不得不有所顾忌，甚而后来在得到《潮州刺史谢上表》后，感悔说：“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分析韩文，主要观点和论据归纳主要有三点。开篇韩愈直刺唐宪宗的信佛心理——延年益寿——这也是每个皇帝信仰佛教的主要原因，显然宗教弥补了儒家一味关心“国家”不问鬼神的“缺陷”。每个皇帝都深切明白臣子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苍白无力，但每个皇帝都保留了内心中的蓬莱寻仙情结，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觉悟实乃共产主义式的进步。这个理念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原因存在较大的出入，虽然民间也有人追求长命百岁信仰宗教，但更多的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在冥间会不会遭受苦难。也许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像后世形容得那般“水深火热”，他们同样有理由追求生的享受。但根据常识我们也能懂得即便如今佛教团体的收入也有很大一部分依靠“超度”，鲁迅笔下的水陆道场至少在广大农村依旧盛行，尤其对于腰带刚鼓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来说。中国人生前的“宗教消费”被算命先生分流了许多，一个很大的原因恐怕是单存烧柱香许个愿磕个头过于缥缈，与泥塑菩萨直接交流毕竟需要挺大耐心的。宗教一边许以帝王长生不老的空头支票，一边恫吓老百姓少行恶事多积阳德，符合了两方面的愿望。韩愈看问题是清醒的，尽管他的举例论证在后世人看来不尽科学，但雄辩的气度实在值得言者学习。借上古尧舜禹汤的长命百岁和后世皇帝的短命来打消唐宪宗的主意，万万不料皇帝把它看成了诅咒。顾颉刚先生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从这个史学史上的经典理论出发，我们应该承认在有限的认识条件下不能苛求韩愈做出更精准的辩解。况且在当时那个时代，上古圣人的权威性尚且毋庸置疑，在儒学作为国家官方主要学说的情况下自可理解为“公理”，在这一点看韩愈的论辩倒是根正苗红。

给皇帝找个台阶下是韩愈此次辟佛的方法论。他认为“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用先王遗训来引领皇帝打消敬佛的主意可谓绝妙不过，至少哪个中国皇帝都不会公开宣扬自己违背祖训，坚守祖训也是任何托古改制的借口，“尧舜禹汤”们总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吧。韩愈再次引用的成例牵涉出唐初另一场著名儒佛冲突，太史丞傅弈的论点与韩愈可谓孪生：“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长久。”《新唐书》中傅弈的列传载：“帝善弈对，未及行，会传位止。”后来佛家的观点钻韩愈的空子认为也出自此，佛家认为高祖并未表态，只是傅弈一厢情愿的积极反佛，高祖不过过问了“沙门出家损益”罢了。此命题见仁见智。查阅相关史书，唐高祖对佛教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他的确没有明确反对佛教，但把佛教作为一种学说加以学习与保留。他多次亲自了解佛家与以傅弈为代表的经典儒家人士的辩论，但最终“下诏叙三教先后”则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老先，次孔，末释”。我们有注重排序的传统，老子姓李，唐朝是李家的，高祖上面的表态与其说是尊崇道教，不如说是光扬李姓。只有儒家思想作为久经两汉检验的正统观念才是高祖认可的正统思想，儒家被大部分统治者接受的原因多见著述，此处不赘言。韩愈捉摸宪宗心理提出了保留颜面的策略：“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可惜前文激愤太过，顽固皇帝无心往下细究了。

唐代是公认的中华民族洋洋王朝史中最具开放度和包容力的朝代。除了会昌灭佛被佛教界认为是佛教在华传播的厄运外，相比南北朝多次激烈的佛教与统治集团冲突，佛教在唐朝发展的确比前代顺畅得多。但以韩文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声音看出，博大如唐季，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存在压力，唐代的兼容并蓄也并非一句话说来那么简单。相比李贽等几个屈指可数的人们骂骂孔子就被讥为异端缉拿下狱的惨剧，文人公开反对佛教并不会承受多大来自道德家和思想界的责难。儒佛文化的交融初期以冲突的形式出现，不仅是官方，也有民间，也有文人集团作为第三方力量的牵掣。韩愈的第三个观点就围绕着夷狄之分的路线展开，似乎不禁让人回想起千年之后中国一些学究面对强势西方文明的论调。当然两者还是存在现实背景上的不同的，无比强盛的唐王朝有信心彰扬她的文明，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却多少显得底气不足，两者最终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此当后话。回头说韩愈，平心而论，第三个观点不得不让人觉得有些狗尾续貂，难以与前面大气磅礴的论辩相提并论，只是幽幽然发出“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包容心让人观点公允全面，狭隘的感情化呼告往往招致怀疑。韩文公在此为消极维护立场而情感化用事，不得不叫人遗憾。自然，也让佛教界有更多可驳之机，一篇《谏迎佛骨表》，惹来千古纷争。

韩愈的性格直率冒进，“无所畏避，操行坚正”。而与他并称“韩柳”的柳宗元对待佛教的态度则大为不同，代表了中国文人与佛教和解并借鉴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文人们对佛教的研究很少走向纯粹宗教信仰。柳宗元《送文畅序》谓“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上人之往也将统合儒释”，鲜明地亮出了儒释合流的观点，这是从思想意义上理解佛教的。相比韩文公的执著苦守，柳子厚富有预见性的看法的确高之一筹，他敏锐地觉察出佛教在汉化的过程中萌生出与儒家妥协的可能性。他的立场是儒家的，但他不拘拘儒家一统的理想，凭借广博的文化认知力深入研究了佛教。柳宗元制《南岳大明律师碑》对佛儒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自己精到的解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他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打破夷夏大防的魔咒，体现出一种平等与包容的文化心态，这是韩愈辈所局限的。他引用司马迁的观点来表达对佛教思想的接纳：“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认为佛教不过也是一种思想，不是什么妖魔鬼怪的异端。他注重从教义上理解佛教，从内在价值上肯定了佛教的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在柳宗元心目中，佛教不仅不是“异端邪说”，甚至是与圣人之道等值的一种文化，这种观念被后世不是纯粹宗教信徒但积极烧香的帝王们接纳。作为孔孟信徒的柳宗元“礼佛”才更代表大唐文化的博大气度。

柳氏早卒于韩愈，一篇《祭柳子厚文》情真至切，在肯定他们友谊的同时要看到两者对待佛教态度上的差距。韩愈从维护政权统治思想的角度出发抑制佛教的出发点的确有益，但他没能认真地如子厚般研习佛教，一味主管排斥却是逆潮流而行了，在事实上抑制了统治基础的扩大与平民化。在佛教理论已经高度发达的唐朝，驳斥佛教已经很难单斥为神怪之说一笑了之了。孔老夫子另有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没有精力探讨死亡哲学的老人家把这个极富意味的问题抛给了后人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至少夫子是承认自己不懂死后之事的，但就因为这句话把他的想法理解为对死不感兴趣失之偏颇。我的理解是夫子尽管内心好奇生死之事，但由于伟大人物精神境界的专注，才把有限的时间放到仁义礼智这些触手可及的问题上。宗教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它能够解决人们无从知道而希望知道的问题。直到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因为科学没能探究到人类最本源的问题，宗教依然大有市场。中古、近古佛教盛行民间，并为帝王所用，中国的文人究竟该以什么态度面对，考验着他们的思想认知力。在此以后，柳宗元的思想观念逐渐成为主流，中国文人乐意与佛教展开各种接触，把钻研他们的思想作为雅事，并尽自己的兴致对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异化现象加以冷嘲热讽。“敬鬼神”，从哲学思想上认识佛道成为了一部分学人的追求。当然，真正的文人是不会毫无原则地沉迷其中的。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韩愈和贾谊似乎有类似的遭遇，他们的命运又被更多地归结于他们的性格。文人的性格实在是个好好书写的话题，但毕竟，善于接纳的中国人放下执著，佛教思想还是被“拿来”了。

2009.5.17~18

何须阳光只进废墟中？

汶川地震一周年祭，全中国人些许蒙尘的悲痛记忆被再次唤醒，经济寒潮下穿着“棉袄”的人们忙于歌舞升平之际，回望汶川震中不幸的亡灵和苟活的幸存者，也该找找拨开地震阴霾的一缕缕阳光们。社会给志愿者掌声与赞美消退了，志愿者体现公民责任的志愿精神是不是就可以放个假期？志愿行动带来的阳光究竟仅是昙花一现，还是由此遍地扎根，生生不息？

一些现象让笔者忍不住想骂街。完成在川使命，大批志愿者们撤退之后，震后第二波浪潮是纷至沓来的游客。对于那些出于人类悲天悯人的情绪，前往震区真心感受灾民之苦的人们，我们不必一意苛求他们该如何表现什么姿态。但是，或许是笔者的杞人忧天的偏见，如今兴冲冲赶往灾区的国人“看客”何其之多乎！最可恨的就是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前往灾区抒发个人“到此一游”的慷慨。一边有人宣扬“我们都是志愿者”那样感人肺腑的口号，一边有人打起曲线发国难财的主意。据《南风窗》汶川周年重访的特稿报道：“在都江堰，官方曾抓获5名‘志愿者’，他们在灾区无所事事，领取各种物资后搭起帐篷，白天睡觉，晚上出门。这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他们查出这些人携有撬锁工具。”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担当志愿者组织工作重任的NGO们将如何做好与官方的交流与沟通提上了重要日程，并私下认为地方政府是阻碍工作顺利开展的因素。孰是孰非不论，志愿工作再次与国民劣根性和体制滞后性的老话题交织在一起，实在不能不让人感慨：推进这个庞重国家的努力要负担这么多的不言之痛！

更多的志愿者们并没亲赴灾区现场，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地方，为灾区民众贡献自己绵薄的关爱。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五花八门的“纪念”形式随组织者的癖好粉墨登场。举国上下反思地震一年成败得失的时候，志愿者的活动形式实在反映了纪念究竟是“周年庆”还是“周年祭”。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但笔者不希望听到远离四川的远方，有人放着大喇叭用煽情的流行音乐举行所谓“纪念音乐会”；我不希望看到安逸的大城市里，人们把地震纪念搞成无厘头娱乐的嘉年华。也许我不能鉴别所有打着志愿者名号的人们到底出于什么动机，但有良知的公民都有权要求那些“爱心折腾”歇歇吧！汶川地震的受害者们并不需要频繁的形式来接受“关爱”，笔者以为对生者过分强调悲怆，不啻给他们初愈的伤口又撒了层盐。一年过去了，那些妻离子散的人们小心翼翼地组建了新的家庭，他们宁愿埋葬过去记忆来换取未来幸福吧。志愿活动又怎么充当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祸源呢？

我们不仅要铭记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但更该理解震痛过后我们长出的新肉如何。在总理温家宝写下“多难兴邦”的豪迈预言时，我们也须思量汶川是否真正“痛出一个新中国”。一些期待地震震醒常态化志愿精神的有识之士，不愧是人类遭受打击后卓有远见地推动社会进步的诺亚。那些冀图分得一杯公关形象之羹的企业，那些通过做秀捞取一份政治资本的个人，在地震中舍生忘死参与救援的无名之士面前显得何其渺小！而在被称为“志愿者元年”的2008随着岁末经济危机的寒风悄然过去后，中国社会公民意识普遍确立的道路依旧其修远兮。中国向来不缺热闹，别以为看热闹的人应和几句就反映了什么大背景。我为救灾过程中缺乏专业志愿者感到羞耻，为蚁拥蜂攒的志愿队伍徒费赈灾资源而无法有效工作感到可悲，为那些在披着志愿者的羊皮享受公共资源的小人深感震惊！

地震是国难，我们显然不能希求更多地震锻炼国人应对灾难的能力——任何试图检验人性的想法都是最最反人性的。汶川地震震出了民族的脊梁，震出了民族的信心，也震出了民族的希望，这些都是震后最无可非议的阳光。我们也必须等待，等待人们以平和心态看待志愿者在每个最需要的时候提供最有效的帮助。汶川、北川、青川……这场大地震让人们记住了曾经不为人知的地名，也相信我们会把这场惨痛梦魇写进历史教材传之后世。地震成为历史，我们却不能因为丰富的记录而遗忘现实，这个最擅长记史的民族被历史欺负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们感谢地震过后真情实意帮助灾区民众的志愿者，我们同样要警惕过江之鲫般的“志愿活动”成为又一场全民做秀。

震后一年的废墟之下，生命重新萌发滋长，那是志愿精神的阳光赋予的，那是可爱的中华民族在悲剧后凤凰涅磐。我们必然期待，阳光也不只照进废墟中。

2009.5．13~14

从符号化到市场化

世间已无活雷锋

恐怕只有处在社会转型期的现今中国，根正苗红的雷锋才有机会与赤裸裸的商业利益搅和到一锅浑水里。全民娱乐化的中国似乎什么都能拿来说事，终于到了雷锋同志也能半推半就被请下神坛的这一天，毅然决然放下处女般的矜持，投身滚滚商业大潮。毛主席早有洞见：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格言被反复引用而屡试不爽，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雷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被罗列其中。毛泽东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已近半个世纪了，从那时起雷锋就作为一个精神概念存在。不论是政治意义上的雷锋，还是商业价值上的雷锋，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世间已无活雷锋。不管人们抱着何种目的宣称还原真实的雷锋，这位若活到今天已是老大爷的男人一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我们不得不承认只能谈论观念中的他。即从法律而言，没有个人有权代表已故公民雷锋。

雷锋最初被政治符号化。继毛爷爷一声令下，全国总动员学习雷锋精神，开大会表决心。一个个“活雷锋”纷纷涌现，作为典型标本，众星拱月般围绕这位去世的前志愿兵，凝聚成一股强大风暴冲击时人心灵。直到今天那代雷锋价值观的直接被灌输者中，依然多有感怀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埋怨现世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更有一些80后年轻后生接过红色经典的大旗，不知是出于娱乐还是出于信仰，戴雷锋帽，穿雷锋服，表达庐山中人对商业社会的理解。“雷锋精神”作为雷锋的精神遗产出现在各级红头文件上，笔者相信对此最精准的诠释莫过于类似居委会老大妈的朴素语言了，“做好事不留名”嘛。

在今天看来任何对雷锋的政治布道都显多余，每个接受义务教育的中国孩子都被谆谆教导以雷锋的故事，最终导致可怜的雷锋精神也成为中国教育的众多牺牲品之一。雷锋被打造成“神”的形象横空出世于孩子渴望成“人”的事业中，结果无异于月亮与星星注定的擦肩而过。雷锋与鲁迅并为年轻的花朵们视为不请自来的农家肥，颇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意味。成年人则学会了保持沉默，雷锋精神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观，笔者相信无论哪个时代都不会过时，然而从引车卖浆到书斋鸿儒都对宣传炸弹传播的雷锋敬而远之。人们习惯于在开大会时对一个又一个“活雷锋”鼓掌表态，却又在浴室里悄悄教育自家孩子：别像雷锋那样痴呆。

市场大潮中雷锋的梅开二度则多少有些尴尬，这个题材的符号性决定了商业力量与政治力量都要插一脚。电视剧《雷锋》剧组看中此中未经发掘的商业价值，选用田亮这位前跳水运动员、现娱乐明星“上岸”自是其题中之义。这与之前难以确数的雷锋题材文艺作品最大的不同是：借雷锋取得娱乐效果以营利的商业团队不再是昔日政府发动政治学习的群众团体。安全套包装上的雷锋形象也好，作家华东方信誓旦旦“不会赔钱”的电视剧也好，出发点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笔者怀疑雷锋老战友最初的强力抵制抗议说不定正投剧组所好，在这个炒作已成为许多公众事件的“默认值”的年代，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场雷锋打假战的最终赢家必是投资者。

借本文补记中学时代一事以立此存照。话说近年来“学雷锋周”、“学雷锋日”与志愿者活动珠联璧合，教育系统与各级团委发文要求开展学雷锋主题实践活动。这本为好事，笔者本不当赘言，但奇怪的是凡事以任务执行就走样，何况雷锋精神真要进驻“以分为纲”的中学课堂何其之难！笔者担任班委，跟着大伙儿胡思乱想瞎出主意。时值三月，春光明媚，外出活动实在是个大好机会。同仁们七嘴八舌决定组织爱心义卖，笔者自告奋勇负责采购义卖商品——无他，直奔当地晚报发行部订下活动日数百份报纸。报社发行部和蔼接待，以最低批发价成交。于是当日一班打着“学雷锋义卖”旗号的报童出现在市中心主要街道，出售底价按报纸订价，上不封顶，生意甚好，须臾售尽，多有慷慨人士以数倍价格购下，另有50份被城管没收。回去总结收入共盈百余元，至于收入处理，班委们心照不宣地充为班费，又组织笔杆子炮制出漂亮的报告，图文并茂，皆大欢喜。笔者组织得力受校方表扬，却内心后怕，这不是诈骗吧？！

雷锋之累，成为了当事者们不能言说的隐痛，这难道不是雷锋经历半个世纪异化的畸态吗？国人早就习惯以麻木来认知价值取向常识，在迎接商业化大潮之时又迷失方向，大家围观台上的戏子却从不反省台下的荒凉。当初雷锋精神以政治力量推向全国，近日又因“经济当先”方针备遭冷落，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论对当年神化的雷锋，还是对现今回归常人的雷锋，凡以看客姿态欣赏的，都是雷锋精神的玷污者而终应接受良知的审判。

九十年“五四”，九十年青年

“五四”运动之我见与当代青年精神面貌管窥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当日中共中央九常委悉数出席人民大会堂大会，李长春发表讲话。笔者之室友与会归来兴奋溢于言表，曰胡主席等出场全场之肃然状，尔后掌声数分钟之久才歇等。又补充道会前数千青年齐唱共青团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此为一记，另有中国人民大学5月6日中午纪念“五四”之广场活动，则另是一番景致，现场人声鼎沸，表演喝彩声飘过教二草坪，钻进笔者读报之阅览室，近窗细聆乃大喇叭放奏流行校园歌曲。两相对较，心生莞尔之感，撰此文谈谈我眼中的“五四”精神。

对绝大多数当代中国青年而言，“五四”运动的痕迹不过遗留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上而已。尽管这个事件在历年的教学方案中地位突出，大体完整地介绍了整个过程，然细节颇多语焉不详处。正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九十年前的这场学生发起的运动经过反复渲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后，变成了纯之又纯的政治事件。况且中国的教育似乎始终以“教化子民”为坚定不移的宗旨，一切官定教科书都对“五四”运动极力褒扬。历史本不简单，主宰教育大权的长官们却使劲把历史简单化，培养尝试对世界树立初次印象的中小学生，似乎连思考“五四”都嫌多余了。“五四”和它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鲁迅先生一样成为了学生事实上望而却步的主儿。现今的“五四”并不是当年的“五四”，甚至我要说惊涛骇浪的中国九十年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五四”。笔者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文献，力求对不同层面的“五四”产生自己的认识，略带表述今日之“五四”的个人想法。

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五四”运动究竟是什么？如今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与当年作为新闻事件的“五四”有何不同？1919年5月5日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曾对此做过报道，文载“午后一时许，各校学生结队数千人在天安门齐集，各执白旗，大书‘誓死力争青岛，不争回青岛毋必死’，‘取消二十一条’等语”，在学生游行试图进入东交民巷，与几国使馆人员对话受阻后，转向曹汝霖所居赵家楼，报载“其仆人出面阻止，因起争殴，当将电灯打破，登时起火曹宅”（原文无标点，笔者所加）。根据这篇二版压底报道我们可以注意到三点：意识由于这是次日最新消息文中并没提及活动主事更无牵涉任何教授，之笼统以“学界”冠之，表明活动主体是学生；二是报章强调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坚持和平抗议，口呼口号散发传单而已，也没有提及是否受到军警干涉，按逻辑理应可以认为政府对学生游行采取宽容态度；三是所谓因点灯事故火烧赵家楼后，始载当局采取有力行动，驱散人群，并逮捕学生若干云云。

大公报当日的报道大意即如此，另外全文转载了陈独秀等（当日未署名）撰写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其舆论的趋向性是明显的。当年的传媒不如今日这么发达，而且当局者迷，谁也没有看出这场运动对后世中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因此报道简单。但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五四”运动的最基本层面涵义：它是一场政治运动，针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展开，学生们的政治诉求在当年表达得非常激烈。后来它被表述为爱国运动的出发点也在于此，历史学界认为“五四”运动的初步行动达到了成功，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协议上拒绝签字，也同时印证了首先这是场政治事件。打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旗号的学生似乎是运动的主体，没有一个政党组织表示对此负责，这恰恰是中国政治格局大转变时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始终关注运动的进程；而北洋军阀政府也不是人们固有印象的残酷镇压，现场并没有士兵开枪射杀学生；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们也并不都是冲在最前面的直接领导者；拿大旗的事实组织者是后来追随国民党的傅斯年、罗家伦；而鲁迅、林语堂等教授们并不支持学生采取激烈运动，当天鲁迅忙于找新房子住。本属于政治运动的“五四”在爆发之前以至事态扩大化之后各方力量暧昧其辞，声音都是借学生发出来的，因此可以说“五四”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学生参与政治的传统。

“五四”运动是激进的，它借维护主权为契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军阀统治者，但在我们反复宣扬它的正面意义的同时，不能遗忘了这场运动是一个非法事件。北洋军阀逮捕学生的理由也并不着重于民权诉求的游行示威，而是从与曹汝霖家仆产生肢体冲突并蓄意燃烧赵家楼出发的。董彦斌《作为法律事件的”五四”》（《读书》杂志2009年第5期）明确指出了《中华民国约法》第五条第二款：“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学生们出于群情激愤突破法律界限的行为始终值得警惕，后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学生的不理智行为常常为“长胡子的人”利用，打着爱国旗号争取政治权益是政治团体的老把戏，国共两党后来都有发动学生的活动。“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深谙此道，也最终误于其中，建国后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与80年代末一代人的惨痛记忆印证这点。在狂热的学生运动中，清醒的言论常常被埋没，梁漱溟主张：“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前，他仍有他的自由。”他甚至建议将学生事件赴法庭办理，然而这个建议在当时乃至在其后几十年里并没被重视，“情”胜于法，法制意识至今无法贯彻国人思想。在中国人思想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作为思想启蒙层面上的“五四”运动被我认为是失败的。“五四”在政治上的成功恰恰暴露了它在思想启蒙上的隐患，最终牵引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道路。

从更大意义上看“五四”，学界常常将这场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称，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此表明它是中国人在思想层面上寻求突破的大变革。主流党史界认为“五四”在思想上的最大启迪作用是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本人认为这依然是政治领域“五四”的一个副产品而已。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民主与科学”，很遗憾至今仍停留在精英知识阶级的书斋里，公民意识作为民主表达的基本条件没有贯彻人心，科学在事实上也依然是停留在“师夷长技以治夷”的老观念，中国人并不把科学当作一种思维方式，而更愿把科学当作一种手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文化运动在实质运用中的巨大变革是白话文运动，“五四”前后文学、新闻白话逐渐普及，上文所引的《大公报》也采用了文言白话报道新闻，白话文大势所趋为人接受。但是，白话文普及之价值究竟多大，正面与负面意义如何比较至今仍争论纷纷，它是作为一个既定事实被接受的。白话文使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初衷即是“打倒孔家店”，在这个目的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但革命不单单是破坏，发展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五四”运动在推翻旧价值观的同时并没能确立普遍的新价值观。中国进入了几十年的思想混乱时期，政治观点代替思想标准，但基于强力统治的政治观点并不使人信服。尤其在现今这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下，中国人放下了旧的文化体系，始终没能建成新的文化体系，在预期范围内没有重大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障碍，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败笔。

“五四”被官方确立为青年节后，“五四”具有了新的含义。“五四”精神原有的“自由”、“民主”等核心词汇被官方谨慎使用，爱国主义作为一个笼统字眼被反复强调却难被落实，和平年代的爱国停留在口号上也是必然的。近年以来青年节成为一个强调青春的“嘉年华”，将战火硝烟不绝于耳的1919与现在人大校园嘻嘻哈哈的“五四”文化节相提并论总是让人忍俊不禁。中央领导分头走进高校，与学生面对面吃食堂也难逃政治上的“作秀”之虞。本月胡锦涛在中国农业大学上的讲话强调：“党和人民相信你们一定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弘扬伟大五四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五四”被作为政治符号使用屡试不爽，恰恰是它日益空洞化的缘由。在天地人大BBS上我看到的相关帖子印象最深的似乎是有同学询问“五四”是否放假，在得到否定的回答时表示失落。对此，1929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十周年《大公报》发表的题为《五四纪念与青年之觉悟》的社评至今人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文曰：第一，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之革新运动，莫不以青年为之中坚。第二，革命大事也，建国伟业也，以四千余年之老民族，欲改造之使适于二十世纪之新潮流而生存，其为艰苦，亘苦（古？）所无。第三，人类不能离社会而生存，革命不仅以政治为局限。青年修养首宜敬业乐群，由近及远，乃为革命根本。

“五四”首先是个青年人参与政治表达的活动，这在“换了人间”的今天被绝对慎重看待，况且这一代大学生的政治诉求愿望与前辈相比淡之又淡（这是我认为目前教育体制最大的成功）。“五四”更是一个思想启蒙背景下的文化运动，虽然如今担当启蒙重任的知识精英们以《读书》等杂志为阵地，多年来筚路蓝缕，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固定不变始终亦步亦趋。“五四”还是部纪念先辈优良传统，体会当年有志学人治学与为人作风的“纪录片”，但在重商主义思潮横行天下的今日，大学生的志趣与前人迥然相异，社会对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标准也趋向功利，少有胡适之的“多研究问题”，少有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乡愿风盛行。

是为“五四”祭，亦为“五四”哀。